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南宋李焘创作的编年体史书,为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

作者李焘(1115年—1184年),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於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

综述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史料价值极高,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徵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著“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至淳熙四年(1177年),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後历时四十年。 这是一部杰出的记北宋九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

版本一

该书原有九百八十卷,因卷帙庞大,传写刊刻不易,自元以后,世鲜传本。至清代,传钞本仅剩一百零八卷。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年)三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版本二

南宋杨仲良曾取李氏书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撰成《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清人秦缃业、黄以周等即利用杨书,还原为编年体,以补李书《四库》辑本之佚文,其中杨书缺略者,旁采他书,加注于下。其余典籍所引《长编》原文或注语,亦均加采辑,纂成《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六十卷。此书起于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四月,止于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为研究北宋历史的重要资料。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据清光绪九年(1883年)浙江书局刻本影印。

《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他在撰写这部书时,始经不渝地坚持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原则,就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即指《续资治通鉴长编》)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正是由于李焘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史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李焘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

如《宋会要》、《政要》、历朝《实录》、《时政记》,王禹《建隆遗事》、蔡襄《直笔》、王拱辰《别录》、司马温公《日记》,王荆公《日记》、刘挚《日记》、吕大防《政目》、吕公著《掌记》、曾布《日录》、林希《野史》、五岩叟《朝论》、欧靖《圣宋掇遗》、邵氏《辨证》诸书,及诸家传碑铭,皆无一存者。即幸有传书,如《东斋记事》、《涑水记闻》、《东轩笔录》、《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邵氏闻见录》、《笔谈》、《挥尘录》之类,往往传写讹脱,亦足据以是正。则此编非特足以考定宋、辽二史之阙讹,而有宋一代杂史、小说家不存之书,亦可赖以传其一、二,诚温公《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也。”

李焘虽然在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上和司马光很接近,但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日记》等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别是反映司马光政见且为宋神宗粉饰的《神宗实录》更是如此。相反,李焘对于王安石也能公正对待。虽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认私论害公议,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癸末对仓法的记述就体现了李焘的态度:“……曾布云,熙宁三年九月二十五河仓条贯。按此乃是八月二十七日立仓法,旧纪书癸末诏诸仓给受概量者,临时多寡,并缘为奸,刻军食十当三四,其增诸仓役人禄,立勾取重法,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得不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新纪削去,削去其谀辞可也,如立仓法安可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