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

魏书

《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

《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
早在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就曾由史官邓渊编写《代记》十余卷,以后崔浩、高允等继续编写魏史,都采用编年体。

太和十一年(487年),李彪参加修史,始改为纪传体,大概编写到拓跋弘统治时代。以后,邢峦、崔鸿等先后编写了高祖(元宏)、世宗(元恪)、肃宗(元诩)三朝的起居注。

北魏原有邓渊所撰《代记》、崔浩所撰《国书》等编年史,和李彪、崔光改修的纪传体史书等,为魏收取材所资,今皆亡佚。南朝著作如沈约《宋书》等,魏收当亦得见。他于天保二年(551年)奉诏撰魏史,五年(554年)完成。虽有高隆之任总监,房延佑等六人协助斟酌,主要由魏收执笔。

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当时,文宣帝高洋对他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高洋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怎么样,但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也是难得的。

魏收撰《魏书》,可以直接继承、借鉴的文献并不多。据他自己说,可资参考者,主要有邓渊的《代记》十余卷,崔浩的编年体《国书》(一称《国记》),李彪改编年体为纪、表、志、传综合体国史等,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峦、崔鸿、王遵业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晖业撰的《辨宗室录》;其余就是当时还能见到的有关谱碟、家传。

魏收与房延佑、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博总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撰成《魏书》一百三十篇:帝纪十四篇,列传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认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不料,《魏书》的撰成,在北齐统治集团中却掀起了一阵阵轩然大波。有人说,《魏书》“遗其家世职位”;有人说,“其家不见记载”;也有人说,《魏书》记事“妄有非毁”,等等,一时间闹得“群口沸腾”。然而,根据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分析与举证,这些对《魏书》的不良之词,恰恰来自于那些因为《魏书》秉公记事而愤懑的权贵阶层。

这场风波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是北齐皇帝高洋、高演、高湛都相继过问此事;二是在十几年中魏收两次奉命对《魏书》作了修改;三是于“众口渲然”中《魏书》被一些人污蔑为“秽史”。这最后一条,影响所及,直至于今。

《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史书是记载汉族的历史。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是很妥帖的。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

《魏书》记述了我国北方鲜卑族拓跋部从四世纪末叶至六世纪中叶(即北魏道武帝至东魏孝静帝)的历史,内容涉及到它的发展兴盛、统一北方、实现封建化和门阀化的过程,以及北魏、东魏与南朝宋、齐、梁三朝关系的历史;《魏书·序纪》还追叙拓跋氏的远祖至二十余代的史事,虽未可尽信,但却大致阐述了拓跋氏的历史渊源。因此,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魏收在《前上十志启》中说,这两篇志所记述的内容是“魏代之急”、“当今之重”。《官氏志》首记官制,后叙姓族,记载了鲜卑氏族的名称及所改之姓、官制和制度的变化,为研究拓跋部落的发展扩大及汉化提供了完备的资料,是反映北魏统治封建化、门阀化的重要文献。《释老志》记佛、道二教,以记佛教为主。它叙述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详细记载了它在北魏的兴衰史。重姓族,崇佛教,这正是当时的社会风尚和历史特点。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
这两个特点,也可以看作是《魏书》的主要成就。

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以今天的眼光怎样看待《魏书》所引起的这场风波呢?至少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北朝的新兴权贵家族非常重视对自己祖先的美化。如李庶、王松年等 ,他们祖先的贵族身份是存疑的,《魏书》秉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记述这些人祖先的时候加了一些表示疑惑的字样,导致他们大怒,因此诬称《魏书》“曲笔”,为“秽史”。第二,接受过逻辑学训练的今人,应该能发现古代史家对《魏书》的批评并不符合逻辑。现代历史学家周一良曾明确地指出,《北史》虽然一方面批评《魏书》传记不实,另一方面却几乎全盘照搬《魏书》的记载。

《隋唐嘉话》言:“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表明魏收当时就为人不齿。又魏书成书后众口沸腾,当时遍骂为“秽史”,被迫两次重订乃成。

早在北魏末年魏收就参加“国史”和起居注的编写。他在东魏、北齐虽然官职步步高升,直做到尚书右仆射,但除起草诏令之外,修史长期是他的专职。这次设局纂修,高隆之只是挂名,魏收推荐的史官都是一向趋奉自己的人,凡事由收专主。此外魏书多取不可信之言论,李延寿截取魏书大部分入北史也为司马光讥诮。魏书之价值在于没有更多的史书留存。魏收以前和同时代人曾经编写过魏史和其他资料,隋、唐时期也有人另写过几种魏书,这些书都没有传下来。唐代李延寿的北史,其中北魏部分基本上是魏书的节录。因此,魏书是现存叙述北魏历史的最原始和比较完备的资料。

魏书十志内容疏略,杨守敬批评地形志“貌似高古,然有详所不当详,略所不当略者”。详略失当,不仅地形一志,其他各志也是一样。例如食货志不记徭役;官氏志不记官府部门,官吏职司;天象志四卷、灵徵志二卷,全是宣扬灾变祥瑞。不管纪传和志,魏书都载入大量无关重要的诏令、奏议,以致篇幅臃肿。但却也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李安世传载请均田疏,张普惠传载论长尺大斗和赋税疏等,有助於对北魏均田制和残酷剥削的瞭解。书中所载文章诗歌是后人搜辑北魏诗文的主要来源。

曲笔之言,修魏史者如崔浩因修史被诛,所以史官多不敢直书拓跋之“隐恶”,固可以谅解,评为“秽史”主要还是因为魏收的不良人品直接作用于修史的过程及考证引用之不精确治学不严谨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