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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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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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乐府·杂曲歌辞

  所谓杂曲歌辞,是指声调已经失传,无所归属的一些乐曲歌辞。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把它称作“乐府杂题”,宋郭茂倩把它单独划成一类叫做“杂曲歌辞”。根据郭氏的解释,之所以称为杂曲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容庞杂,情思所感、宴游所发、忧愤所兴、别离之怀、征战之苦,兼收并蓄,时间跨度也大。二是形式杂乱,有的有辞无调,有的名存义亡,有的虽有古辞可考,但歌辞残缺;有的古辞已佚,仅是后人拟述。总之,因为其杂,不好归类,所以只好另辟一类。

  但杂曲歌辞的思想、艺术价值倒不因其杂而有所损伤,相反,它与相和歌辞一样是汉乐府中的精华。在这类歌辞中保存的汉代民歌较多,其中像《婕蝶行》、《悲歌》、《枯鱼过河泣》、《上山采蘼芜》、《迢迢牵牛星》等都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篇章,而且对后来刻意学习乐府民歌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创作,具有巨大的影响。至于其中的《孔雀东南飞》,则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其思想和艺术价值更不待言了。

蛱蝶行

蛱蝶之遨游东园,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接我苜蓿间。
持之我入紫深宫中,行缠之付欂栌间。
雀来燕,燕子见衔哺来,摇头鼓翼,何轩奴轩!

  在表现手法上,汉乐府民歌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它常用拟人化的方法,赋予鸟兽昆虫以人的情感和思想,透过它们之间的纠葛、遭遇来折射人间的悲欢离合,这在《诗经》中很少见,汉乐府中用得却相当普遍。如前面说过的《双白鹄》就是透过一对雌雄白鹄的生离死别,来歌颂一种互相眷念又互相关心的夫妇生活;《乌生》则透过一只被射杀的乌鸦的悔恨和感叹,来反映世情难测和人生的危机感;《枯鱼过河泣》则是写一条遭了横祸的枯鱼写信给自己的同伴,要他们在潜伏著杀机的社会中,时时警惕著自己的言行,免遭杀身之祸。这些诗以他们特有的丰富想像力,反映了那个动乱时代,人们的危机感和处世信条,含有发人深省的哲学意味。这首《蛱蝶行》也是如此,它叙述一只“遨游东园”的蛱蝶被燕子捉去,带回梁间喂乳燕的经过,透过它的所见所闻与自伤自叹,来反映危机四伏、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东汉时代生存危机。

  开头一句“蛱蝶之邀游东园”点出这场悲剧发生的地点,和悲剧发生之前蛱蝶的自由自在之状。蛱蝶即蝴蝶。蛱,一作“蛙”,据《初学记》改。“东园”泛指花园之类蝴蝶游遨之处。诗人用被捉前的“遨游东园”与被捉后的“付欂栌间”构成鲜明的对比,以此来寄托自己的伤感。蛱蝶为什么被捉呢?被捉后的心情如何?诗人在此没有点破。但在另一首寓言诗《乌生》中倒是交代了其中的原委:一只乌鸦被击毙后,它的灵魂发出了忏悔!真不该来到秦家的桂树上,要是仍在人迹不到的南山岩石间,又怎会遭此横祸呢?由此看来,这只蛱蝶遭祸的原因,也是由于它“遨游东园,涉足世情而被罗网所致”,这其中大概也蕴含著对世情险恶的慨叹吧!第二句“奈何卒逢三月养子燕”是明写悲剧发生的原因。卒即猝,突然间发生,意想不到之事;养子燕,即正在哺雏的燕子。燕子本就以昆虫为食,现在要哺雏,捕捉昆虫当然更加急迫和贪婪。蛱蝶碰上了养子燕,当然绝无生还的可能了,“奈何”二字即是对这种命运播弄的苦笑和慨叹,也是人们在不可抗拒的危机面前,一种绝望心理的表现。“接我苜蓿间,持之我入紫深宫,行缠之付欂栌间”,是写蛱蝶被燕所捉,带回梁间窝里的经过。此篇是汉乐府中句读难定的篇什之一,其原因就在于这两句中的“之”字及最后一句中的“奴”字费解。据余冠英先生解释,诗中的“之”和“奴”字皆为表声的字,与文辞无关。“持之我”即「持我」,“行缠之付”即“行缠付”。蛱蝶被捉的经过可分成三个场景:一是在苜蓿间被接。接即挟,挟持之意;苜蓿,豆科植物,俗称金花菜,蛱蝶正在东园的苜蓿上嬉游时被燕子捉住。二是持我飞入燕子的居处——“紫深宫”内。“入紫深宫”即深入紫宫,紫宫原指帝王的居处,这里是指燕子垒窝的高堂深院。蛱蝶强调燕子居处是“入紫深宫”,既渲染周围环境的阴森可怖,与蛱蝶被捉的恐惧心情相吻合,也强调此处是重门深院,难以脱逃,这也符合蛱蝶此时绝望的心境;三是“行缠之付欂栌间”。欂栌即斗拱,是柱上斗形的方木,上承屋梁,此处是燕子垒窝之所。“行”即“且”;“付”即“缚”。这句是说燕子把蛱蝶捉来后又绑在斗拱上。捉来之后还要绑起来,这是人的行为,但绑在斗拱的燕窝旁边,这又是燕的心理。这几句用拟人的方法来写蛱蝶的被捉,而且站在蛱蝶的角度来写燕的动作和心理,似人而非人,似物又非物,构思确是相当新颖奇巧的。最后三句是写雏燕见到食物来时欢腾雀跃的情景。“雀来燕”这句歧义很多,有人推测这句是燕在园中啄蝶,殊不知己巢已被雀占;李子德的《汉诗评》又说这是写蝶为燕持来付于欂栌间时,又为雀从旁取之。这两种误解的产生,都在于把“雀”当成又一飞禽。其实,雀在此是作状语,形容雏燕因其母衔食来时的欢腾雀跃之状。黄节先生说:“雀来即雀立,雀踊也”(《汉魏六朝风笺》),这个解释是合理的。下句的“摇头鼓翼,何轩奴轩”正是形容众雏兴奋争食之态:他们摇晃著小脑袋,拍著翅膀,抬著头,张著嘴,争著要母亲喂。“奴”在此是表声,无意义。轩轩,即高举之貌。诗人用众雏的兴奋争食,来反衬蛱蝶的悲惨结局,而且透过蛱蝶之眼所见、蛱蝶之口道出,更增浓伤感的意味。因为这句话的潜在意思是:雏燕们是得食了、高兴了,但随著自己的被捉身亡,自己的孩子们将会怎么样呢?

  如上所述,这首寓言诗叙述的蛱是蝶的不幸遭遇,但反映出的却是人间的苦难,它是汉代社会动乱、官吏横行,人民朝不保夕生活现状的折射。例如汉元帝永光二年(42),平原郡闹水灾,官吏趁机敲诈盘剥,使得民不聊生,以至“人相食”。连元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前汉书·元帝纪》)。正是这种社会动乱造成了人民的危机感,才托蛱蝶以讽,曲折地反映当时人们的生存危机感。

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
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踯躅。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
就我求珍肴,金盘鲙鲤鱼。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渝。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这是一首文人仿作的乐府诗,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作者辛延年,东汉人,身世不详。《玉台新咏》把他放在班婕妤之前,看来大约生活在汉元帝和汉成帝的时代,约公元前三十年左右这一时期。胡应麟认为他的诗才超过了当时的名诗人孔融、赵臺和高彪(《诗薮》),从这首诗所表现出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才华来看,这个评价是公允的。这首诗是对汉乐府《陌上桑》的仿作,《陌上桑》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一些文人的仿效。魏代的曹丕、晋代的傅玄、唐代的刘希夷等都写过《采桑》、《艳歌行》等仿作,但在这些仿作中,只有辛延年的《羽林郎》保持了《陌上桑》的锋芒,成功地吸收了《陌上桑》的表现技巧。下面对此略作分析。

  《羽林郎》写的是一位卖酒姑娘拒斥贵族豪奴无礼调戏的故事。羽林,是汉代皇家的禁卫军;羽林郎,是羽林军中的高级将领。诗中被斥责的对象既是个贵族豪奴,又是皇家禁卫军的将领,所以它谴责的范围就绝不仅仅是个道德败坏的冯子都,而是直至皇权的整个上层者;胡姬的反抗也就绝不仅仅是坚守贞操、忠于前夫,而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对整个封建权势的蔑视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诗在思想意义上与《陌上桑》有著同样的价值。在艺术结构上,也是对《陌上桑》的出色借鉴和模仿。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开头四句是简括介绍故事梗概。霍家奴,指西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的家奴冯子都,据《汉书·霍光传》:“光爱幸监奴冯子都”。但在这首诗中指斥的对象并不是西汉的大将军霍光,也不是其家奴冯子都,而是借西汉霍家故事来影射讽刺东汉的社会现实。后人白居易《长恨歌》的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明说“汉皇”,暗指唐玄宗,这种“以汉代唐”的手法亦是《羽林郎》的承绪。至于具体的指斥对象,《乐府正义》的作者朱乾认为本诗是讽刺汉和帝的外戚执金吾窦景,他说:“后汉和帝永元元年,以窦宪为大将军。窦氏兄弟骄纵,而执金吾景尤甚。奴客缇骑,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仇。此诗疑为窦景而作,盖托往事以讽今也。”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这首诗并不是专门抨击哪一个权贵,而是指斥整个东汉的政治状况,因为官僚及豪奴依权仗势、胡作非为是东汉政坛的一大弊端,如大将军梁冀的家奴也常常“乘势横暴,妻略妇女”(《后汉书·梁冀传》),甚至连宦官也“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后汉书·单超传》)。由此看来,作者在此是借西汉故事来讽刺、抨击整个东汉权贵阶层,社会意义是很深广的。另外,用这四句诗作为开头,在乐府诗中也是别具一格的。乐府叙事诗的开头往往是开门见山,开篇就让主人翁出场,或描绘她的相貌,或记叙她的动作,像《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的开头都是如此。也有少数叙事诗如《董妖娆》则先描绘环境,渲染气氛,然后再让主人翁出场。《羽林郎》的开头与它们都不同,它是由歌者来介绍故事梗概,这种开头方法,也丰富了乐府诗的表现手法。

  “胡姬年十五”以下十句是写胡姬的年龄和身份,并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她惊人的美丽。这位卖酒的女子是个外族姑娘,诗中所说的“垆”是指用土垒成的放酒坛的台子,类似今天酒店门前的柜台;“当垆”,即是站在柜台前卖酒。据《西京杂记》载: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两人开个酒店,“文君当垆,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羽林郎》中这位卖酒姑娘今年十五岁,正值青春美好的时刻,店外又是春光明媚,人面桃花互相映衬,更增添了这位卖酒姑娘的风采。这位姑娘不但正值妙龄,而且穿著也很精美:衣服的前襟长长的,腰间系著对称的带子,宽大的袖子上绣著合欢花图案。头上戴著蓝田美玉做的首饰,发簪两端垂下的是大秦国产的珍珠。这种精美的穿著打扮,尤其是那对在耳后摆动的大秦珠,更增添了十分风韵。这段对服饰穿戴的描绘,是直接模仿了《陌上桑》中秦罗敷的衣著打扮:“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因此,它的目的也和《陌上桑》一样,是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来“夸张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高尔基论文学》),从而为写冯子都的垂涎和表现胡姬富贵不能淫品格作好了铺垫。诗人在写了胡姬的年龄、服饰后又来描绘她惊人的美丽,这点则不同于《陌上桑》。《陌上桑》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手法,透过行者、少年尤其是耕者和锄者见罗敷时忘情失态:“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这种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来表现她惊人的美丽,而《羽林郎》则是正面描绘。方法是取其一点,以点带面,即透过胡姬的两鬟来直接描绘她的惊人艳丽。其手法当然是极为夸张的:“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有人说这是指鬟上首饰的价值,这恐怕不正确。因为如指鬟上首饰的价值,那么“两鬟何窈窕”就无法解释,因为这明明是形容一个女子风姿的。况且,如果是说首饰贵重而不是说人的风姿,那也就无法引起金吾子的垂涎,因为金吾子缺的并不是钱财和贵重的首饰,下面提及的“银鞍何煜爚”和“贻我青铜镜”即是证明。此处的手法是用两鬟的窈窕作为代表,仅仅这两个髻鬓就价值千万,整个胡姬美的价值就不可估量了。正如清人闻人恢所指出的那样:“论价近俗,故就鬟言,不欲轻言胡姬也”(《古诗笺》)。

  美并不是罪恶,但在那个罪恶的社会中,一个女子的美,尤其是一个身份低贱的女子的美,往往是一场灾难。一个当垆的卖酒女的美貌,当然更容易引起权豪们的非份之想。“不意金吾子”以下十句,就是写金吾子企图调戏胡姬的情形。“不意”是没有料到,这种语气既表示对霍家奴的嫌憎,又写出胡姬对他的来临缺乏思想准备,这样更能显示出胡姬身陷困境、临危不惧的勇敢和才智。金吾子即“执金吾”。金吾是一种铜棍,汉时卫戌京师的武官执这种武器巡夜,因此叫“执金吾”。汉代“执金吾”属北军,而“羽林郎”属南军,根本不是一回事。又据《汉书》记载,霍光的家奴冯子都并无官职,可在诗中一会儿说他是“羽林郎”,一会儿说是“金吾子”这是在暗示他确是“倚著将军势”在到处招摇撞骗。“娉婷”是走路轻盈之状。对这次会面,胡姬虽是猝不及防,但冯子都却是做好充分准备的,他一是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和蕴之态;二是大摆阔气,骏马配著银鞍,车上饰著翠羽,藉以炫耀自己的威势和气派;三是步步涉深,由垂涎到调戏,直至达到霸占之目的。他是一步步进行的:进酒店,藉口当然是喝酒,但我们从“丝绳提玉壶”和“金盘脍鲤鱼”中也可看出他的豪侈。他和《陌上桑》中那个五马太守一样,以为自己一旦显示出自己的威赫声势,对方马上就会俯身相就。所以在酒足饭饱之后,这个豪奴藉著酒意开始轻薄起来。他把一面青铜送给胡姬,并动手动脚想把它系在胡姬胸前的红罗衣襟上,但这位胡姬的品格与这个豪奴的势利估计正好相反,她的地位虽然低下,但人格却很高尚,对豪奴的调戏,她坚决拒绝,但在处理方式上又大方得体。你拿钱买酒菜,作为酒家,我当然以好的供应,让玉壶盛满清酒,金盘端上鲤鱼;但你要藉酒装疯、下流轻薄,则严辞拒绝、毫不含糊,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这当然也是对《陌上桑》的学习和借鉴:当五马太守遣吏上前打探罗敷姓名、年龄,并未暴露其本意前,罗敷也是据理答复:“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一旦太守露出本来面目,亲自上前提出“宁可共载不”时,罗敷则义正词严加以拒绝和斥责:“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不惜红罗裂”以下八句就是叙述胡姬拒绝冯子都调戏的经过。对豪奴动手动脚的轻薄举动,她奋起反抗,不让对方占任何便宜,也不给对方以任何幻想:“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然后直白地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公开表名自己的态度:“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虽是短短四句,内容却异常丰富,它谴责了豪奴的轻薄,也表达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同时,我们如把“贵贱不相逾”和上句“轻贱躯”联系起来看,是可以觉察出胡姬身上那种自甘贫贱、富贵不移的高尚品德。但对方毕竟是个声势显赫的豪奴,自己又是个孤立无援的卖酒弱女子。因此,既要使对方的企图不能得逞,又不能使对方过于难堪。诗的最后两句“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柔中寓刚、恰到好处,表现了这位酒家姑娘极富才智。“多谢”实际上是个双关语,表面上是感谢,实际上是谢绝。“私爱”是私心相爱,这里也含有不正大光明之意。“徒区区”二字更是意严而辞婉,既使对方死了心,又使他能藉机下台。由此看来,胡姬这几句言辞,态度是很坚决的,但方式又是极委婉的,这种柔中寓刚的答覆,当然使这个仗势欺人的豪奴哭笑不得,只得扫兴而去了。这和《陌上桑》采用了不同的手法。《陌上桑》中那位采桑女利用封建官场“小官怕大官,外臣怕近侍”的通病,虚构了一个“夸夫”的情节,编造了一个在官场迅速升迁,现任朝中侍中郎的丈夫,以此来镇吓住怀有邪念的五马太守。结果是罗敷越夸越高兴、越夸越神奇,五马太守则越听越沮丧,越听越害怕,这个故事就在罗敷的夸说和读者的笑声中结束。因为“夸夫”这个情节太夸张,斗争性也太强,所以一些崇尚“温柔敦厚”诗教的文人在模仿是大都将其舍去,如西晋文人傅玄写的《艳歌行》就是如此。辛延年这首《羽林郎》也有意改换成这种柔中寓刚的答覆。应当指出的是,后世文人在表达类似情感时,多采取《羽林郎》中这种表达方式。如三国时代孔融的《答曹操书》,最后两句是“苦言至此,终身诵之”,表面上是对曹操表示感激,实际上却透露出对曹操的不满,与这种手法极其相似。至于唐代诗人张籍的《节妇吟》的结尾,更是有意模仿这种手法:

君知妾有失,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逢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唐德宗时,最强悍的一个藩镇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企图笼络名士,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致书处于困顿之中的张籍,要他到自己的藩镇来任职。张籍忠于唐王朝,反对藩镇割据,自然不会前往。但李师道反跡未露又不能公开决裂,况这种礼聘表面上也是好意,于是张籍也就用这种委婉的方式,来表白自己的政治态度。可见《羽林郎》的影响确实是很深远的。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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