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南北朝乐府清赏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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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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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焜黄华苇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老人徒侮悲。

  岁月的流逝、人生的短暂,这是我国古代哲人常常为之苦恼,但又无法解脱的一个难题。从孔子的“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到《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都是在时光的飞轮前无可奈何的喟叹。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对人生短暂的感慨虽相似,但对短暂的态度却各异:有的人服药求仙,企图延年益寿,求得肉体上的长生;有的入主张秉烛夜游,及时行乐,企图在精神麻醉和肉体放纵中寻找忘却和解脱。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态度:“老驥伏壢,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短歌行》),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完成天限的事业,以求得精神上的永恒。这首《长歌行》的作者所取的正是这种人生态度,他感叹万物盛衰有时,人们应该抓紧时间、奋发自励,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无疑是可取的。

  这首诗在表现手法上有两个很显著的特点:

  这是首说理诗,但情和理却能极为和谐地融为一体,不给人一种枯燥说教之感,这要得力于诗中比喻的大量运用。全诗十句,除最后两句是蕴含著哲理的训戒之外,其余八句全是比喻,而且这些比喻又来自于我们的周围,是大家所熟知的生活现象和自然现象。一、二两句说的是后园葵菜上的露水,太阳出来后很快就乾了,露水生命即显得很短暂;“阳春布德泽”四句是描绘春临大地,万物都焕发出生命的光彩,但秋风一至,万物又很快枯黄凋蔽了。“万物生光辉”与“焜黄华叶衰”是两个鲜明的对比,但又是生命歷程中不可分割、必然要经过的两个极端;“百川东到海”两句也是以水不复返为例,道出了事物的生存发展规律。

  这八句用葵露日晞,秋至叶黄和水不西归为喻,说明生命是短暂的,事物的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然后在这些比喻的基础上,再简注地得出一个结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个结论带著训戒、含著哲理,它既要求我们重视人生,看到生命的短暂,人生的不可逆转,但又要求人们不要在短暂的人生面前一味喟叹、随波逐流,而应该及时努力,抓紧时机去奋发向上。透过上面大量生动的比喻,我们对人生、对事物的发展规律,已有了充分的瞭解和颇多的感慨,最后谈到这个结论,当然就觉得信服,能给人一种向上的信心和力量。
   
  其次,这首诗在结构上有意让前八句与后两句在情感上来个转折,使感情显得波澜起伏、顿宕不平。前八句的几种比喻,无论是生命短暂的朝露,还是一去不返的河水,基调是忧伤、喟叹,在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面前有种无可奈何的伤感。特别是一、二两句的“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直接导源于汉乐府中《韮露》。《韮露》是当时出殯时唱的輓歌,其伤感之情是自不待言的:“韮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至于诗中其他几句,如秋至叶落、水不复归等咏叹,应当说与当时一些文人诗作中对生命的哀叹并无多少不同,如《古诗十九首》的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阮籍的《咏怀诗》:“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等。但不同的是,《长歌行》并不停留在人生的喟叹和无可奈何的伤感上,而是在正视人生短暂,承认大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来个逆转:既然人生是短暂的,就应该珍惜时光,从小、从早做起,努力奋发向上;既然大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万物盛衰自有定时,那就必须趁盛时努力,不能等到衰时再来喟叹。这样不但在情调上变得积极向上,给人鼓舞和力量,而且在结构上也变得波澜顿宕,富有变化。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
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 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
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
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
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这是一首带有喜剧色彩的敍事诗。它透过采桑女秦罗敷和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面对面的斗争,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又机智坚贞的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形象。在塑造此一形象的过程中,作者运用烘托、夸张、对比、虚拟等艺术手法,造成一种活泼、詼谐的喜剧氛围,洋溢著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因此,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手法上,都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思索、借鉴的东西。

  全诗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主要是写罗敷的美貌。写一个女子的美貌,在我国古代民歌中常有两种手法:一是正面直接描绘,如《诗经·硕人》篇,描绘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另一种是侧面的烘托和渲染,同是《诗经》中的《桃夭》篇即采用此法:“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用初春盛开的灿烂桃花来比喻新嫁娘的容光焕发。《陌上桑》的作者把这两种手法综合起来交错使用,以突出秦罗敷惊人的美丽,这又可分成三个层次:首先正面介绍罗敷的身份、姓名及志趣、爱好。作者从红日下笔,循著灿烂的光辉,把读者的视线引进女主人翁的阁楼:“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这里的“我”,不是罗敷的自述,也不是罗敷家中人的代述,而是个复数,即作者和歌人的代称。作者把秦罗敷称为“我们的”,这当然含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它预示著在即将开始的罗敷与太守的衝突中,作者的立场和态度。红日是光明的象征,也是美好的象征。选取升腾的红日作背景,使罗敷沐浴在这澄鲜而美好的朝暉中,当然更显得容光焕发、光彩照人了。“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是汉代女子常用的一个美名,“自名”,即自己取名之意。《孔雀东南飞》中的“东家有邻女,自名秦罗敷”,也是这意思。以上四句围绕罗敷的姓名、住址,采用绘画上的皴染法,反覆强调一个“美”字,接著再介绍她的志趣和爱好:“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一个“喜”字,点出了罗敷勤劳的美德。如果说罗敷是美的,这种勤劳的美德使她在外形美上又加添了内在美。

  以上是第一层,著重介绍罗敷的姓名、身份、志趣和爱好,在表现手法上采用了拈连、联珠两种修辞方式,如珠走泉流、若断若续,形成一种回环、流畅的连锁美。第二层,仍是用直接描绘的方式来表现罗敷的美貌,只不过更为细密一些:“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是描绘罗敷的采桑工具,它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强调工具的精致和讲究,这与罗敷的穿著是相称的;二是用青丝的坚韧和肉桂的香洁,来衬托罗敷的高雅志趣和美人风韵。下面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綺为下裙,紫綺为上襦”四句是描绘罗敷的穿著打扮。“倭堕髻”又叫“堕马髻”,是汉代流行的一个偏歪微斜的髮式,据说是东汉大将军梁冀的妻子孙寿发明的。“明月珠”相传是出自西域大秦国的一种宝珠,又叫大秦珠,这里指的是镶上明月珠的耳环。偏斜欲坠的髮髻和摇摆于耳际的珠珰,当然给人一种裊娜轻盈的美感。“綺”是有花纹的绸缎,“湘”和“紫”是指綺的顏色为杏黄和紫色。杏黄色给人的感觉是活泼、明朗,紫色则庄重典雅。用杏黄色绸作裙子,用紫色绸作上衣,则给人一种秀而不艷、活泼而不轻佻之感,可见罗敷在色调的选择和搭配上也是心眼极细,很有美感的。有人根据诗中描绘的罗敷的穿戴和打扮,认为这种华贵的装饰打扮与采桑女子的身份相矛盾,从而得出结论:“秦罗敷不是劳动妇女的形象,《陌上桑》已被封建文人严重篡改。”(人民文学出版社《汉乐府论文集》)这恐怕是一种误解。其理由有二:首先,这种描写是一种艺术夸张,而这种夸张正适应了本篇主题的需要,也反映了艺术创作本身的规律。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为了渲染主人翁的美好,作者往往将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加在他身上。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这些民歌中的主人翁从服饰到品格无不如此。正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艺术的目的是夸张美好的东西,使它更加美好;夸大坏的东西!仇视人和丑化人的东西,使它引起厌恶”(《高尔基文学论文选》四一四页)。《陌上桑》的作者为了表现秦罗敷的美丽,对她的服饰加以夸张,这既为后面描写五马太守的垂涎埋下伏笔,也显示出秦罗敷品格的坚贞。我们不能把艺术夸张看成是生活的本身,更不能把文艺创作等同于生活。其次,用夸张的手法来描绘主人翁装饰用具之精美,藉以表现主人翁的外貌和品格之美,这在汉乐府民歌中还有多篇,如的《羽林郎》和《孔雀东南飞》中也是如此。《羽林郎》中描绘胡姬的装饰是:“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兰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孔雀东南飞》中写刘兰芝的打扮是“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胡姬是个卖酒女,刘兰芝是个小吏妻,都不是贵妇人。但我们都不能根据她们的穿戴,得出不是下层妇女的结论。

  作者在正面介绍和描绘了罗敷的姓名、身份、志趣、爱好及衣著后,又采用侧面烘托和气氛渲染的方法,从美的效果上来表现罗敷的惊人之美,这就是“行者见罗敷”这一层: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作者把旁观者分为四类:一是行者,指路上行走的南来北往的人,因与下句少年相对,这行者指的是老年人或中年人。罗敷的美丽使他们震惊地停住了脚步,后来干脆放下担子、捋著鬍鬚欣赏起来。“捋髭鬚”是成年人欣悦时一种不自觉的动作,是审美快感的一种反映。“少年”指的是年轻人,他们见到美丽的罗敷,情不自禁地脱下帽子,整理一下自己的扎头巾,这是小伙子情动于衷时的一种下意识动作。耕者和锄者是指在田间劳动的人,他们因为被罗敷惊人之美所震摄、所吸引,居然忘记了手中的活计。作者用以上六句诗,描写了不同的人对罗敷之美的不同反映之后,又加了个喜剧式的小镜头,这就是“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来归”即“归来”,“相怨怒”是指他们之间互相埋怨,因为贪看罗敷之美,耽误了手中的工农活,所以在归来的路上互相埋怨起来。有的学者把“来归”说成是回到家中;“相怨怒”说成是动了邪火,在妻子身上找碴,妻子也抱怨丈夫耽搁了正事,以致影响了家庭关系,是这段描写产生的“副作用”。这种解释恐怕不正确。因为诗中明白写到行人忘行、锄者忘锄皆因观罗敷而致,所以一旦清醒过来,发现时光已误,这才会相互埋怨起来。这个“相”当然是指他们之间。诗人透过他们相怨怒(也许还相互嘲笑对方失态之状)这个富有喜剧性的情节,不但反射出罗敷的惊人之美,而且也使全诗显得詼谐风趣,与全诗基调是一致的。况且,从诗中所描绘的情节来看,作者是很注意这个分寸的。大家只是震惊激赏,并没有什么失礼的举止和贪心的垂涎,这也是和后来的五马太守的举动有著本质不同之处。如果这些人真的回家恶声恶气、嫌弃妻子,这不但混淆了两者的界线,而且在艺术的处理上也太真太过,那就像鲁迅所批评的那样:演黛玉葬花,在戏台上哭、唱都是可以的,倘若要扛著花锄从戏台上一路伤心哭回家去,这就叫人啼笑皆非了。

  总之,这一层用侧面烘托的手法来表现罗敷的惊人之美,收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这也是它高出同题材作品的地方。建安诗人曹植有首《美女篇》,描写的也是一位“采桑岐路间”的美女,但诗人多用直接描写来表现这位美女的服饰和身姿、顾盼和气息,只用“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两句来烘托、陪衬。由于缺少《陌上桑》中这种侧面描绘和喜剧气氛烘托,诗人尽管用了许多气力,但给人的印象还是苍白的。

  以上是诗的第一段,作者调动了正面描绘和侧面烘托等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罗敷惊人的美丽。但是,描写罗敷的美貌并不是根本目的,在封建社会里,农家妇女的美貌往往会招致更多的污辱和迫害。《诗经·七月》中那位采桑女,就是时时怀著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因此《陌上桑》在描写罗敷的美貌后,紧接著就转入第二段,展开了使君与罗敷之间污辱与反污辱的斗嘴,表现罗敷富贵不能淫的坚贞品格。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又叫太守,汉代郡里的长官。太守在汉代的地位很高,当时全国只有十二个郡,郡守年薪二千石,而他的上司刺史年薪只有六百石。“五马”,是指使君乘坐的五匹马拉的车,这是古代诸侯的待遇。“踟蹰”是马停止不前。太守为罗敷的美貌所震摄和吸引,因此止马不前。这也可以理解为拟人化的写法,即马也被罗敷的美丽吸引住了,因而止步不前。东汉蔡琰的《悲愤诗》写母子骨肉分离的悲痛情景时说:“马为立踟厨,车为不转辙” ,即是采用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下面“使君遣吏往”以下十三句,是写使君与罗敷之间的问答,著力表现罗敷清贫自守的坚贞操守。使君是个好色之徒,作者细緻地写出了他对罗敷从垂涎到企图霸占的心理过程。罗敷之美使他惊愕止步,接著便派仆从前去打听,一听说她就是有名的美女秦罗敷,又正当青春年少,便迫不及待地亲自上前询,罗敷愿不愿和他一道回去。作者在鞭挞当时达官贵人贪婪好色这种共性时,还注意刻划这个太守的独特个性:一方面他自大自信,以为凭著自己的权势地位,只要自己一开口,这位农家女就会受宠若惊,趋之若騖。所以他毫无顾忌地撇开仆从,逕自来到罗敷面前,赤裸裸地提出“宁可共载不”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又震摄于罗敷的惊人之美,唯恐失去她,所以在罗敷面前又尽量陪小心,我们透过“使君谢罗敷”的“谢”和“宁可共载不”的试探,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自高自大和自轻自贱这两种极为矛盾的特徽,在府君身上组成了统一体,构成了上层贵族贪婪好色的一个本质特征。作为斗争的另一面,罗敷的性格特征也极为鲜明:在府君这个好色之徒真面目尚未暴露时,她的回答是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既不鲁莽陈词、直言指斥,又不吞吞吐吐、慌乱畏缩:“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一旦府君亲自出马,赤裸裸表露霸占欲念时,她便毫不畏惧,直言指斥:“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回答乾脆利落,既是斥责,又是嘲讽,它与使君的询问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君是“谢罗敷”,罗敷是“前置辞”。“谢”是低声下气,“前置词”是抗顏直陈。它不但表现了罗敷不事权贵、不甘受辱的高贵品格,也表现了她大胆、果敢的性格特徽。

  但是,在那个等级尊严的社会里,一个农家姑娘要想不受污辱,光有著不羡权贵的高尚品格、不甘受辱的坚强性格还是不够的。诗人不想让美被践踏、被毁灭,只好求助于智慧之神。让罗敷在勤劳、坚贞、不慕权贵的品格之外,又具有聪明和智慧,赋予她高超的斗争艺术,这就是第三段的罗敷夸夫。这一段也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东方千余骑”八句是夸丈夫的威势、富贵;“十五为小吏”四句是夸丈夫的才干和地位;“为人洁白皙”以下四句是夸丈夫的品貌风度。罗敷抓住封建官吏们“小官怕大官、外臣怕近侍”的通病,用虚构的方式夸耀自己丈夫的显赫声势:“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驪驹。”她的丈夫在千乘万骑的簇拥下从东方而来,骑著高大的白马,显得一意气洋洋、鹤立鸡群,相形之下,那个驾著五马的太守就显得很寒酸了。有人把“东方千余骑”解释为是从抵御东北外族入侵的战场凯旋归来,因为认定罗敷夸夫是实指而非虚构,这是不瞭解诗歌,尤其是汉乐府的习惯用语。汉乐府中,往往喜用“东方”、“南方”或“东南”这几个方位词,如“出东门,不顾归”(《东门行》,“出门向东看”(《十五从军征》),“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有所思》),“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徘徊庭树下,自掛东南枝”(《孔雀东南飞》)等皆是如此。这位骑著高头大马的夫婿,不但威风而且也很豪奢,罗敷只点出两件,一是坐骑:“青丝繫马尾,黄金络马头”;另一是佩剑:“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鹿卢,本是井上吊水的滑轮,这里是说剑柄用玉做成鹿卢形。透过这两点,对夫婿的其他服饰及用具的豪奢,就可以让对方作进一步的悬想了。第二层是夸夫婿的才干和社会地位,她这位丈夫很有才干,而且仕途亨通。十五岁时还是个小吏,仅仅五年时间就当上了朝廷的大夫。汉代的大夫分御史大夫、諫议大夫、太中大夫和光禄大夫等《大夫间职位、俸禄悬殊很大,其中以太中大夫最低(俸四百石》,御史大夫最高《俸万石》。罗敷因是随口编造镇吓对方的,所以不可能、也不必说出具体的职务。另外,罗敷所说的“侍中郎”在汉代也是两种官职:侍中或侍鄙。侍中为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无定员,因是皇帝的亲信,魏晋以后实际上往往即为宰相。侍郎也是皇帝左右的亲信,但职位较低(俸四百石)。罗敷在此也是有意采取模棱两可的说法,故意不说出具体职务,让对方造成更大的心理威胁。罗敷夸到这里,已足以镇吓住这个五马太守了,但为了进一步从精神上摧垮他,使他不但感到自己位卑职小、官运不佳,而且也使他觉得自己人物猥琐、自惭形秽,因此罗敷在夸耀了丈夫的威势、才干和官阶后,又加了个尾声,夸耀夫婿的英姿风采:“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座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前两句是夸夫的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中间两句是夸夫雍容风度,一付官派;最后两句是夸夫品貌出众,获得同门和随员们众口一辞的称赞和佩服。整首诗就在对夫婿的一片赞扬声中结束了,至于使君这时如何张口结舌,尷尬狼狈以至灰溜溜地逃之天天,作者没有再去描述,但这个充满喜剧气氛的结尾,已非常明白地暗示了这场斗争的结局,胜利当然属于勤劳坚贞又聪明机智的采桑女秦罗敷。

  以上是对《陌上桑》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作简要的分析。最后要指出的是,这首民歌无论是在文学上或史学上,都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首先,《陌上桑》中所反映的使君调戏罗敷,强迫共载,这正是东汉社会政治状况的真实反映。东汉时代豪门贵族凭藉权势抢掠民女是屡见不鲜的,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毫无忌惮。据《后汉书·梁冀传》载:大将军梁冀“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后汉书·梁节王刘畅传》中,记载了梁节王刘畅掠取民女作为小妻达三十七人;《乐成靖王刘党传》中,又记载刘党霸占民妇并暗杀其丈夫的罪行。当时就连宦官也“多取良人美女,以为姬妾”(《后汉书·卓超传》)。因此《陌上桑》所描述的故事,正是这类事件集中而典型的反映,而且民歌作者还让罗敷在反抗中用机智和聪明战胜对方,这更反映了当时人民对豪门贵族的痛恨和战胜他们的愿望。

  另外,《陌上桑》中罗敷的“斥使君”和“夸夫”这两个情节,不但表现了罗敷的坚贞、机智等美好品德,而且也使它在斗智和趣味性上,超过了文学史上同题材的其他作品,从而使秦罗敷这位古代农家妇女的形象更加丰富,更富有挑战性。在我国古代民歌中,表现农家妇女类似遭遇的,在《陌上桑》之前有《诗经·七月》,同时代的有《羽林郎》。《七月》中的那位女奴,对奴隶主的侮辱和霸占只是愁苦和担心,以至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也不觉得温暖和快乐:“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它只是反映了奴隶社会中女奴们的悲惨遭遇,并没有表现她们的反抗,更谈不上反抗的胜利。在《陌上桑》以后,不少文人也想追攀这首民歌,写了不少拟作,但都极力想闈割它的精神,有意识地把“拒使君”和“夸夫”这两段删去。如西晋傅玄写的《艷歌行》,基本情节与《陌上桑》完全相同,前两段的词句也几乎一样,但他把“夸夫”这段改为“使君自南来,駟马立踟蹰。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一方是恭敬有礼地遣使聘问,一方是卑谦地跪对长告,显赫的夫婿也变成了鄙夫,于是“夸夫”也就变成了跪告陈情,这一改动虽符合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但罗敷的机智泼辣性格,和民歌的战斗锋芒也就消逝了,这也使我们从反面认识了《陌上桑》思想价值之所在。

相逢行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如何两少年,夹毂问君家。
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
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
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
黄金络马头,观者满路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
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雍雍,鹤呜东西厢。
大妇织罗绮,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
丈人且安坐,调丝未遽央。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两个侧面。一方面是病妇、孤儿,“冬无复襦,夏无单衣”,“盎中无斗米,架上无悬衣”,辗转在飢寒交迫的死亡线上;另一方面则是达官显贵,酒山肉林,黄金为门,白玉为堂,过著极为奢侈荒淫的生活,以干预生活、美刺现事为其特色的汉乐府,对这两方面都多有表现。它不但透过《东门行》、《妇病行》和《孤儿行》等来反映人民的疾苦;另又透过《相逢行》、《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等来揭露上层统治者的荒淫和奢侈。

  《相逢行》最早见于《玉台新咏》。《乐府诗集》收在《相和歌·清商曲》中,它描绘一个儿子为侍郎的豪富人家的种种排场和享受。与《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揭露和讽刺贵族们奢侈生活和腐朽的精神面貌,而是客观地描绘其宅舍之富丽、场面之气派,使人感到似乎是在称颂或艳羡,把深刻的讽刺和否定,含蕴在类似祝辞的描述之中。

  诗以一个不更事的少年向歌者打听这位富贵人家开始:“如何两少年,夹毂问君家”。“毂”是车轮, “夹毂”是说两个少年站在车的两旁询问。这位侍郎之家如此富贵显赫,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而这位少年居然不知君家的名姓和住址,这固然反映了这位少年的年幼无知,但从歌者对有人竟不知君家的惊诧中,也反衬出这个豪家声名的显赫,因为“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像这样的豪门太容易打听了,而且一日一知道,就会给人极深的印象,使人无法忘记。用歌者和路人的对话与感慨作为开头,不但新鲜别致,而且渲染了气氛,製造了声威,使人们对此豪家的声势地位,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震摄感。

  接著,诗人就开始直接描述“君家”的豪华气派和显赫地位:黄金为门,白玉作堂,这是夸张其住宅的豪奢;饮酒作乐,歌妓舞女作陪,是敍其生活的荒淫;中庭植桂,华灯耀目,是渲染家中陈设的精美,也是暗示其辉煌的家运和气势;“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则是写其家庭显赫的地位,也是在交代能如此豪奢的原因。侍郎,官名,为天子近侍之臣,出入宫禁管文书起草。以上是描述“君家”住宅的豪奢、陈设的精美、生活的荒淫与地位的高贵,是歌者在客观地铺陈。下面透过一个小镜头——侍郎回家度假时的显赫声势和观者的反应,来写其熏天的气焰。汉代规定:朝官五天可回私宅一次作为休假,又称休沐。诗中的“五日一来归”说的就是回家休假时的情形。歌者不说这位侍郎车骑之盛、侍从之多,也不说府第生辉,以此骄人,而说“道上自生光”,似乎道路也因侍郎的来归增加了光彩,这仍是一种明誉而实讽的表现手法。同样地,写这位侍郎的服饰佩带,只点了一句“黄金络马头”,写周围的观者反应也只有一句“观者盈道旁”。鲁迅先生认为这种以点带面的手法,可以“窥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全神。”马络皆用黄金,其服饰佩带的豪奢可知;道旁观者如堵,其惊叹沸扬之声即可闻。

  以上三节是铺敍侍郎家的豪奢和富贵,其表现角度是歌者的眼中所见和口中所道。下面两节仍是在渲染其家的雍容华贵。但表现角度改成侍郎眼中所见和小妇的口中所道。这位侍郎进门之后朝左一看,是排列成行的三十六对鸳鸯,右边则是养鹤之所,群鹤正在清唳。“东西厢”是复义偏指,专指右边的西厢。鸳鸯和白鹤都是珍禽,汉代的富贵人家常在家中饲此物。如西汉的太傅霍光就在“园中凿大池,植五色睡莲,养鸳鸯三十六对,望之烂如披锦”(《西京杂记》)。歌者在写了“君家”的珍禽后,再写他家中的眷属:大儿媳在织綺罗,二儿媳在织流黄。綺是一种有细密花纹的綾,罗与綺相类,但质地更轻软。两个儿媳都在干活,只有小儿媳无事可做,挟著瑟到高堂去弹给公婆听。据《顏氏家训·书证》说:“古者子妇供奉舅姑《公婆》,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倒没有宋以后那麼多忌讳。“大人”在此是对公婆的尊称,“未遽央”是汉时口语,即没有完的意思。最后两句的意思是说:“老人家且安坐吧,我调弄瑟弦,弹奏曲调还没有结束呢!”诗人写了三个媳妇,前两位是陪衬(当然也说明了即使在贵族豪门,妇女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小妇行为方是主体。诗人写小妇,也不是像清代学者所理解的那样,表现“小妇独承宠,古文不令识作”(陈祚明《汉诗解詁》),而是意在表现豪贵人家管弦盈耳的享乐生活。《汉书·张禹传》说话,汉成帝时,宰相张禹“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有次他将代崇带到后堂去饮燕,“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鏗鏘,及乐,昏夜乃罢。”《相逢行》的最后几句,正是意在表现这种侯门声乐“昏夜乃罢”的享乐生活。

  综上所述,这首乐府诗透过不同的表现角度:歌者的口、观者的眼及侍郎返家时的所见所闻,把一个富贵人家豪华的居处、奢侈的生活,充分又如实地描绘出来。透过这些客观的描绘,把歌者对此的卑弃与否定,暗暗地传达给读者,让我们在一番思考之后接受下来。如“作使邯郸倡”句,表面上看是如实记述主人家驱使歌妓为之奔走服务。但透过这句,主人翁的颐指气使,把下层歌女呼来喝去的盛气凌人之态,也暗暗地表现了出来。再加写侍郎回家这一段,表面上看是客观描绘,不加一句褒贬,但“道上自生光”的感慨,黄金作马络的描绘和观者如堵的谊染,使我们感到上层贵族的熏天气焰和逼人威势,观者的喟叹、歌者的褒贬是不难从中觉察的。为了更加说明这点,我们可把此诗与同是乐府诗的《鸡鸣》作个比较。《鸡鸣》中的主人翁也是个豪门权贵,其豪华的居处、奢侈的生活、熏天的气焰,与这位侍郎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 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 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 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旁。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

  但在这段描绘之前,明确交代这四五位身为侍郎的兄弟皆是 “荡子”,是钻了刑法的空子才爬上高位的:“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 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在此之后,又写他们兄弟五人互相倾轧,李代桃僵,讽刺挖苦得相当尖锐深刻。由此看来,如说《相逢行》“意取祝颂”,是说不过去的,只不过它的挖苦讽刺,是用写实的手法和祝颂的方式作为掩盖罢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相逢行》中所描绘的贵族豪门的奢华生活,是以汉代社会上层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作为蓝本的。西汉成帝在元始四年《公元前13年》下的詔书中承认:“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或洒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綺轂,设鐘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前汉书·成帝纪》)。东汉章帝在建初二年的詔书中也切责“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后汉书·章帝纪》)。皇帝责备权贵奢侈,其实,权贵们的奢侈之风正源自皇帝。汉哀帝对宠臣董贤赏赐无度,仅良田就两千多顷。董贤死后家产被斥卖,得钱三十四万。大将军梁冀是东汉冲、质、桓三朝元老,仗著妹妹是太后,“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奢侈无度。单他兴建的私人苑囿,就绵延近千里,连他的娈童秦宫打鸟用的弹丸也是用黄金制作的(《后汉书·梁冀传》)。桓帝时抄其家产达三十多万万,以至当年天下租税减免一半。汉乐府《相逢行》正是对这种社会风气的概括和典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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