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一息还在研究汉学——海外汉学家见知录之十一 ——法国“汉学三杰”之沙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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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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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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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德华·沙畹(Chavannes Edouard,1865-1918)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沙畹在法国汉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前承19世纪的法国汉学传统,并使20世纪法国汉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在许多汉学领域如中国历史、宗教哲学、历史上的外族关系、中国地图学等方面为后来的法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他从教的二十年中,培养了众多学生,艾杜阿尔·于贝尔、谢阁兰、保罗·伯希和、葛兰言、亨利·马伯乐等,继承了老师的事业,成为20世纪法国汉学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沙畹把他一生都献给了汉学研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在研究《东亚史》中的《投龙简》。他的弟子伯希和(PaulPelliot)称赞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他的另一个弟子葛兰言则则称他为“法国汉学第一人”。

  一、学术经历

  爱德华·沙畹1865年10月5日生于法国一个新教徒家庭,宗教战争期间,其家从法国流入瑞士。祖父是一位植物学家,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早年住在瑞士洛桑。1885年,沙畹考入法国顶尖名校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康德哲学。他的第一本论著是与日耳曼学家夏尔·安德勒(Charles Andler)合写的《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第一本源》。1888年高师毕业,并于同年获哲学科的教师资格会考优胜奖。当时该学院的校长是一位古代艺术史学家,他将其研究方向引向了史学,并接受莫诺建议研究中国历史,并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889年,24岁的沙畹以法国驻华使团译员身份前往北京。来华后在一位中国学者——当时清朝驻法使馆参赞唐夏礼的帮助下着手翻译《史记》,他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Ies Mè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五卷)。其中令西方人最难理解的《封禅书》(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一卷于1910年在《北京东方学会杂志》上发表,这是他25岁时翻译的,泰山信仰则是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他首次涉及到中国古代宗教史。沙畹在北京完成的《史记》译文——《司马迁史记》共分5册,于1895至1905年间陆续出版。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一书中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是:“为汉学界盖世名作。译文既正确详尽,且有丰富之底注,创见既多,考证及比较法亦复精细。”刘正在《海外汉学研究》一书中称赞沙畹的《史记》译本足以“名垂千古……就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中国古代史正史著作的研究中也找不出一部可以和此书相比的著作来!”原稿现存巴黎吉美博物馆。

1907年华北考察时摄于山东潍县玉清宫

  1893年沙畹奉命回到巴黎,继德理文之后(Hervy de Saint-Deny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语言和文学”讲座,成为该讲座自1814年开办以来的第四位教授,是时沙畹年仅28岁。此时来自荷兰、俄国、瑞士、德国的学生投师其门下,他们在法学成回国后散居各地,普及了现代汉学。沙畹回国后,应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 Iévi)的要求,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翻译佛经方面,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的传记。同时,他还在东方语言学院、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的宗教科学系授课。1895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东方学杂志《通报》的编辑工作。1903年他被推选为碑铭与美文学院院士,并为1898年刚成立不久的法国远东学院贡献心力,协助考狄(Henri Cordier)主办《通报》。并在院刊上陆续发表他1907—1908年赴中国考察的成果。他还通过此刊发表言论支持年轻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伯希和与他曾同期在中国考察,并于1911—1913年合撰发表长达350页的论文,叙述他们在新疆和甘肃敦煌考古的重大发现。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从这年3月至1908年2月这一年内,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诸省进行考察。归国后刊出了《华北考古纪行》叙述了他这一年来在中国考古的经过。他在这些地区,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地区,在考古和碑铭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从而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考察这些石窟的人。这次考察,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回国时带回了丰富的文物、碑铭,还有两大箱壁画,为他的两卷本著作《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这样使他在研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增加了考古学和碑铭学研究,开拓了视野,也为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开了先河。

1907年爱德华·沙畹于山东灵岩寺墓塔林中的留影

  沙畹在对中国北方进行考察时还登上了泰山,发表了关于东方之巅祭祀的专题论文《泰山:中国的一种宗教崇拜专论》(1910),该书后附有一篇《古代中国的社神》的补编,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仪的重要性。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一直对道教科仪进行研究。最有名的是他去世后才发表的长篇论文《投龙简》,包括译注杜光庭所编《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他在论文序言中说:投龙简是一种道教礼仪,即把金属牌上的愿望投人洞穴、峡谷或泉水中,向神祈愿。沙畹在译文中对玄宗皇帝54岁的投龙简加注说:“此礼仪之目的在于使皇帝自己得到长生,使皇帝在道教秘术的指导下成为与不死的仙人同样的人。”

  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并利用了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1918),正准备发表他从《道藏》中选出的第一篇译文。沙畹还曾研究过摩尼教,与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1—1913),这部著作疏释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并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

1907年爱德华·沙畹拍摄的泰安府岱庙

  沙畹对西方汉学人才方面的培养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西方(不只在法国)汉学界一位通儒,其所学既相当广博,而研究又深细不茍,故为学成绩,乃能光前裕后,造就了四大高徒: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与戴密微,后来皆成为西方汉学的一面旗帜,足使法国汉学能由广识而又趋于专精,导启了近三十年以来的西方汉学学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沙畹带来了灾祸。他为法国的命运担忧,同时也为不到年龄就应征入伍的飞行员儿子担惊受怕,严重影响了健康,但他对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工作始终抱着极大热情,凭着坚忍的毅力继续学习,顽强练习汉语口语。1917年当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时,他作为译员以流利的口语接待了中国的政治家代表团;离开人世前几个月,他还在索邦神学院的大阶梯教室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讲。由于汉学研究的出色成绩,1916年,沙畹当选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协会会员。1918年,正值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际,在巴黎英年早逝,享年53岁。

  二、学术成就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是学术界公认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他一生治学谨严,涉猎广泛,其著述博大精深。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佛教、道教、泰山刻石、民间祭祀、文物、碑帖、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等等,均成就斐然。

  第一,沙畹首先是位史学家,作为一名史学家,他最主要的、最大的贡献是翻译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他把其中一部分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五卷)。沙畹在巴黎从事的汉学研究是司马迁与希罗多德(Herodote)作品比较研究。1889年沙畹初到中国之时,准备译注的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仪礼》。后来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放弃了对《仪礼》的译注,而选定《史记·封禅书》作为译注中国传统经典的突破口。他的老师考狄曾评价说,沙畹选择翻译《史记》作为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突破口,这是找到了适合他开始工作的一个切实的起点。《史记》全书共130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5种形式。其中的“书”共8篇,记载历代朝章国典,其内容广泛涉及各种制度的发展,包括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多方面的内容。若不是熟悉历朝典章制度的史学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书”的编撰,为后代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1895到1905年十年间,他陆续发表了《史记》前47卷的解译,即本纪、年表、书及一部分世家卷的内容,他的译文至今仍是一致公认的优秀范本。《史记·封禅书》的译注与研究。尽管由于其研究范围过广,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对《史记》的译注和研究,致使这部巨作没有最后完成。但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讲,能够对中国的国学如此的感兴趣,并首先向世界推介这部“无韵之离骚”已是十分难得与令人肃然起敬的了。

  《司马迁的传体史》在沙畹到中国的第二年(1890),在北京出版了其中的一卷《封禅书》,1893年在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了译稿的三分之一——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这部“汉学界盖世名作”(莫东寅)由导言、注释和极为详尽的附录组成,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考证严谨而广泛,其二是在注释中进行了大量发挥,对涉及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都提出了广泛而尖锐的批判。虽已年代久远,但由于作者出色的翻译、严谨的考证和不落俗套的注释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至今仍有使用价值。继1893年的版本之后,麦松奈文出版社1967年再版了这五卷本;196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补遗卷作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两三篇译文,一个改编过的总目录和一个自1905年以来出版《史记》译文版本的版本目录。马伯乐对其老师这部巨作的评价是“自理雅各《中国经典》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

  《史记》研究成为沙畹开创性治学的一个起点。此项翻译工作使得沙畹有机会精读中国古代史,他尤其关注中国古代音乐、编年学及历史纪年方面的问题。几年后,他进一步对中国星象学中十二生肖及十二生肖纪年法产生兴趣。在1906发表的《突厥十二生肖纪年法》一文中,他花了很长篇幅追溯十二生肖历的起源问题。他认为生肖纪年法最早源于突厥甚至匈奴,自西汉初期传入中国。但这一说法后来被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ld Laufer)指出是错误的,生肖文化的起源地就是中国,是突厥人在公元6世纪中叶时从中国引入了这种纪年法。劳费尔的观点得到了伯希和与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Lüders)的支持。关于突厥历史纪年这一研究,路易·巴赞(LouisBazin)继沙畹数十年后贡献了一部重要著作《古代和中世纪的突厥历法》(Lescalendriersturcsanciensetmédiévaux,1974),这是他的国家级博士论文。该书经补充修订后以《古代突厥社会中的历史纪年制度》(Lessystèmeschronologiquesdanslemondeturcan-cien,1991)为题出版发行。其筚路蓝缕之开创之功,不能不归于沙畹。

  沙畹的中国史研究并没有在中国星象学中十二生肖及十二生肖纪年法前止步,由于中国的十二生肖纪年法最早源于突厥,他又转入突厥史研究。突厥国在历史上曾非常强盛,长期统治中亚的大部分地区直至公元7世纪中叶。沙畹对其社会的研究并非偶然涉足,他在此之前曾花大量时间搜罗编纂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载籍内的《西突厥人史料汇编》(DocumentssurlesTou-kiue(Turcs)occidentaux,1903),此书一经出版即被奉为经典。该书自1903年正式出版至今,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但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只要是关于突厥史研究的,无不涉及到此书,足见其在突厥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西突厥史料》共分为四编:第一编为研究史文的绪说,一方面说明西突厥诸可汗的世次和年代,一方面研究西域两大通道,从而能在一定限度内确定这个民族所据地域的政治地理;第二编是转录隋唐书中的西突厥列传并附注释;第三编辑录了正史外的史书典籍中有关西突厥的史料,并分析了这些记载中与正史中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史料;第四编为西突厥的简史。全书的重点主要三、四两编。全书虽然以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而编纂的方法是实实在在的西方手法。突厥是我国古代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于它的记载,中国的史书拥有绝对的权威,这一点毋庸置疑,因而用中国的文献资料最有说服力。但同时,中国自古以来的华夏鄙夷的史观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对于这个民族的客观评价。而西方学者则是用一种“局外人”的视觉来看待突厥这一民族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某些程度上更加客观,观点也有别于中国的史学家。如在看待其所处地理位置的问题上,中国史学家着重的是其带来的边境威胁。而西方学者则更多地认同西突厥在东西方交流中起到的巨大作用,而这是中国史家往往忽略的。我国的冯承钧先生在三十年代开始翻译此书,而且还在其中作了校勘史料、改错不漏、整合译名等,还对书中的文献资料添加附注,使其更具可读性与准确性。

  在对中国星象学研究中,沙畹还旁枝侧出,对中国的祭祀文化产生浓厚感兴趣。在他撰写的一本重要专著《泰山》书后,全文附录了沙畹一篇研究中国人祀奉土地神的论文,该文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此类研究的成果(1901)。中国人认为土地生养万物,具有神力,土地神乃其人格化身。在这篇论文中,沙畹着重阐述了下至民间百姓、上至皇帝及州、郡、县各级地方行政官员对土地神的祭礼等级制度。他解释了如何用五色土来祝圣社坛,并描述了祭祀的对象,诸如大树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神位所在、神主牌是一个刻字的小石柱等;沙畹还研究了土地神本身,阐述其职责为掌管一方水土和当地的风调雨顺。如有洪涝、旱灾或日食,甚至发生刑律或战乱,人们都要祈求土地神显灵保佑。

  他于1905年发表了一篇资料非常翔实的有关纸未发明前中国书简的论文。同一时期,他还翻译了《魏略·西戎传》(1905年)和《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第二,沙畹在宗教历史的研究最大的贡献是对佛教的大量研究。他也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伯希和与他曾同期在中国考察,并于1911—1913年合撰发表长达350页的论文,叙述他们在新疆和甘肃敦煌考古的重大发现。英国探险家斯坦因(AurelStein)于1900至1901年间第一次远赴新疆考察。他回国后请沙畹研究此次考察带回的所有中文文献,文献包括分别发现于和田及吐蕃附近地区、尼雅地区和敦煌地区的年代依次为唐代、公元三世纪、前汉时期的文书及简牍。沙畹据此考释撰书《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LesdocumentsdécouvertsparAurelSteindanslessablesduTur-kestanoriental)。这部里程碑似的巨著耗时颇久,直至1913年才出版。

  他在研究方法、史料学等方面奠定的基础使他的佛教研究造诣颇深,他继承了雷慕沙和儒莲的传统,特别关注佛教旅行家和翻译家的文献,他的第一篇此类成果是《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们》,他翻译了义净法师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LesreligieuxéminentsquiallèrentchercherlaLoidanslespaysd’Occident,1894)。义净的这本旅游行记是中国僧人西行取经求法最主要的三本游记的最后一本,前两本是法显撰写的《佛国记》及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它们分别由雷慕沙(Abel-Rémusat)和儒莲(StanislasJulien,又名茹理安)译成法语。此后,他还在《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有:8世纪的悟空行记(1895),6世纪的惠生与宋云行记(1903)、10世纪继业的西域行记(1904)、5世纪来到中土译经的求那跋摩(Gu-navarman)行记(1904)和6世纪东来僧人闍那崛多(Jinagupta)行记(1905)。然后又以及同印度学家列维(SylvainLévi)合译的王玄策使天竺记(1900)。自1894年起,他参与了居庸关云台六体文字石刻的集体研究项目,该项目研究释译云台券门上用汉、藏、八思巴、梵、畏兀儿和西夏六种文字石刻的佛教《陀罗尼经咒》,共同参与译经的还有列维、拉德洛夫(WladimirRadloff)和胡特(GeorgeHuth)。与列维(sylvainLévi)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罗汉法难记》,尝试对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

  1896—1897年,沙畹还研究了由中国佛教朝圣者所撰写、并刻在印度菩提伽耶的五篇碑文。他由此与同样对该菩提伽耶汉文铭刻感兴趣的施古德(Schlegel)形成学术竞争,并遭遇后者笔伐,双方交恶。但世事无常,身为《通报》主编的施古德去世后,沙畹则成为他的继任者。沙畹对佛教的研究延续至晚暮之年,在他临终前还与列维合撰了《印度佛教教总职名考》(1915)与《护法十六罗汉考》(1916)两篇论文。沙畹还特别热衷译介佛教文学,尤其关注譬喻文学以及该文学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与发展。他还收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故事,1910—1911年间刊行的四大卷法译《汉文大藏经五百寓言故事集》(CinqcentscontesetapologuesextraitsduTripitakachinois),即为沙畹在该领域的重要成果。

1907年6月17日拍摄的泰安岱庙东岳坊庙会

  第三、中国方志、碑刻、與地志研究。

  方志研究尤其是其中的民俗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巨著《泰山》之中。沙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学者,19世纪80年代,他在中国工作之余翻译《史记》的同时,两次去泰山进行考察,搜集了清代《岱览》、《泰山志》、《泰安县志》、《泰山道里记》等泰山地方文献,亲自拓制和购买了一批碑刻资料,拍摄了许多记述泰山文物古迹的照片,这些考察成果,都反映在他的《泰山》一书中。第二次从中国回国以后,沙畹便致力于泰山的案头研究工作,并于1910年在法国出版了学术专著《泰山》。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中外研究泰山文化的学者和对中国感兴趣的普通人的极大关注,并于1941年在中国北京再版(依旧为法文版)。该书曾被摘译成英文、德文、瑞典文、西班牙文和日文等不同语种,长期以来,成为外国人来中国游览泰山必备的导游资料。

  《泰山》一书包括前言、6章正文和结束语、附录部分。前言部分主要是回顾国外学术界关于泰山研究的成果。6章正文包括:第1章,泰山宗教信仰;第2章,泰山名胜景点;第3章,泰山封禅文选,分为《后汉书》、《旧唐书》、《宋史》3部分;第4章,祭告泰山祈祝文选(33篇);第5章,泰山碑铭文选;第6章,泰山民间信仰。附录部分为“中国古代的社神”。其中,第一、六两章的内容是从文化视角。沙畹认为:如果你不了解一个一个民族的宗教,也就不大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也为我国的方志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对泰山的研究中,作者接触到大量碑刻,作者又旁枝侧出,对山东地区汉代石刻画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在参观武梁祠堂后。武梁祠堂曾因宋朝欧阳修的关注而名噪一时,但随着年深日久逐渐为人们所遗忘,直到1786年金石学家黄易重新发现并挖掘了武梁祠,有关它的研究才重又复兴。沙畹的这本书正是让西方人重新“认识”武梁祠的一部力作。在此之前,西方博物馆在此前刚获得首批中国拓本,其中布谢尔(S.W.Bushell)在1881年为大英博物馆搜得的碑帖拓片,是西方博物馆第一批此类收藏。之后,沙畹于1891年、关野贞(SekinoTei)于1907年也各自购得一批。与此同时,科隆博物馆、斯德哥尔摩博物馆、芝加哥博物馆和哈佛大学也从不同西方人手中获得相当一批中国文物碑帖的拓片。但中国石刻的研究在西方还未开始,中国石刻碑帖的价值也还未真正受到西方汉学家们的重视。1907—1908年沙畹赴华北考察后,在黄易、翁方纲和王昶等金石学家的研究基础上,据其考察成果,撰写完成了山东等地石刻画像的研究专著《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sculpturesurpierreenChineautempsdesdeuxdynas-tiesHan,1893),这是西方学者第一部研究中国石刻碑帖的专著。

1907年7月1日沙畹在华北考察中拍摄的山东邹县孟庙

1907年7月1日沙畹在华北考察中拍摄的泰安市街道

  沙畹由此出发,借助于加布里埃尔·莫里斯神父(GabrielMaurice),购得近乎整套西安碑林拓本。在1907—1908年的第二次中国考察中,他又获得另一套碑林拓片,与谢阁兰(VictorSégalen)所持有的拓片相同。凭借上述收藏资料,沙畹撰写了数篇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论文。他在1903年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历史的长文。文章从解译1137年《华夷图》与《禹迹图》两图所记录的说明文字着手,追述中国古代制图史。由于放马滩木板地图及纸地图直至1989年才经考古挖掘发现,沙畹阐释中国古代制图的历史是自汉代木板地图开始。他称裴秀(224—271)为中国制图学鼻祖,又历数了谢庄创制的《木方丈图》以及《西域图志》与《西域图记》记载的地图、1900年在敦煌发现的沙州志和西州志中所附的地图,以上地图俱已失传。此外,沙畹还研究了唐代贾耽绘制的地图、李吉甫以及元稹的著作,乃至11世纪沈括制作的立体地形模型图。沙畹根据碑林拓本,另撰有《九九消寒图》(Lesneufneuvainesdeladiminutiondufroid,1904)和《洪武大帝圣谕》[Lessaintesinstructionsdel’empereurHongwu(1368-1398),1913两篇文章。后者根据一块1587年的碑碣写成,碑文内容是皇帝勉励百姓多做善事,图文并茂,不识字的百姓也能看懂。该圣谕同时另通过木刻印刷术大量印制,广为宣传。由此可见,他涉及的中国碑刻與地研究是中国传统学者很少涉及的,方法更是独特。

  第四、中国边境地区及中国对外关系研究。

  沙畹是在西方学者中关注中国边境地区研究的学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开辟了西方常从边境地区着手研究中国史的汉学传统。沙畹曾撰写过几篇关于云南地区的文章,文章考据翔实,如《南诏国的碑文》(UneinscriptionduroyaumedeNan-tchao,1900)和汉文碑《凤昭凤英世系记》(1906年)两篇文章,就是运用相关史料分别与《南诏德化碑》及爨氏家族成员墓碑碑文进行对比的研究方法加以完成的。沙畹重视边境地区的历史发展与中央政府关系变化的研究,如他撰写的《有关丽江地区史地文献的研究》(AveclesdocumentshistoriquesetgéographiquesrelatifsàLi-Kiang,1912)。在这篇重要著述中,他翻译了1841年《木氏宦谱》的抄本及《西藏图考》记载的7条丽江的路线描述,并将这些材料与明史中的相关记载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另外,沙畹还翻译了丽江石鼓镇两面刻字的石鼓碑碣,该碑因其形如鼓而得名,一面刻着“太平歌”和“破虏歌”(1548年),另一面刻有“大功大胜克捷记”(1561年)。沙畹又翻译了一批包括来自山东及其他地区拓片的元代石刻文,汇总出版了《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Inscriptionsetpiècesdechancelleriechinoisesdel’époquemongole,1905—1908)中亚是沙畹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如前文提到他著书研究过突厥人,但他的研究不只如此,他还考证、翻译了十篇夏尔—厄德·邦尼(Charles-EudesBonin)②带回的拓片上的碑文,其中包括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四篇碑刻及在库车发现的刘平国摩崖题刻。

  这些中国与西域地区关系的研究很自然地使沙畹的研究超越了取经僧人与朝圣者行程路线的问题,而将其引向宗教问题的研究。如沙畹在1897年曾以哈喇和林(KaraBalgas-soun)遗址发现的碑铭着手研究景教与摩尼教。而对起源于近东或中东地区外国宗教的精确考证问题,由于有时中文文献中对这些宗教没有很明显的区分,针对它们各自来历的科学鉴别直至今日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数年后,敦煌文书的发现又一次吸引沙畹关注摩尼教盛行地区。他同自己的学生伯希和从该文书入手,研究摩尼教在中国的流行情目录在2002年以CD形式出版(CahiersdelaSociétéasiatique,nouvellesérien)。

  第五,道教研究,尤其是道教文化中的祭祀研究。祭祀文化也同样感兴趣。他曾将格罗特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第一部论著《厦门的年庆节》译成法文。泰山是道教发祥地之一,土地神也是道教的神祇。他在1910出版的《泰山》这部重要专著的最后,附录了他的一篇研究中国人祀奉土地神的论文,该文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此类研究的成果(1901)。在这篇论文中,沙畹着重阐述了下至民间百姓、上至皇帝及州、郡、县各级地方行政官员对土地神的祭礼等级制度。他解释了如何用五色土来祝圣社坛,并描述了祭祀的对象,诸如大树常被认为是土地神的神位所在、神主牌是一个刻字的小石柱等;沙畹还研究了土地神本身,阐述其职责为掌管一方水土和当地的风调雨顺。如有洪涝、旱灾或日食,甚至发生刑律或战乱,人们都要祈求土地神显灵保佑。在道教这一领域,他另有一篇重要成果《投龙简》(Lejetdesdragons,1919)在其去世后发表,论文主要研究“投龙简”,即将祈愿文书铭刻于金石之上掷入山、土、水三处的这一道教斋醮仪式。人们认为随祭文一同投掷的“龙”会将祷告上达天听。写此篇论文时,沙畹用其一贯的考据做法,译介了他可得的所有关于“投龙简”的碑铭文和史料,尤其是道士杜光庭(850—933)所编的《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

1907年6月17日-25日沙畹摄于泰安府福桑前

  第六,在沙畹的诸项研究中,对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研究始终贯穿于其中。他的第一篇此类成果发表于进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汉学教授的时候。1893年12月5日他在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讲《汉语和鞑靼语—满语语言与文学讲座》,从教的第一堂课内容即为中国文学的社会角色。这篇讲稿与沙畹其他作品的有很大差异,一方面汉学讲座的受众者相对较多,包括他的法兰西学院的同事以及其他知识界代表。另一方面,沙畹还将研究提升至更广泛的层面加以论述,甚至对中国形势与人民生活的具体情况做出评判。他指出中国文学传播甚广得益于汉文字被诸如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喀什噶尔人等非汉族人的广泛使用。中国文学因此较易被接受,进而对南至安南地区的亚洲各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原长期遭受方外族来犯,蒙古族人和满族人甚至在入侵后建立了政权,但他们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甚至遗忘了本族的语言,中国文化同化能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但载录孔子思想言论的儒家经典仍然代代相传,被奉为“圣经”。究其原因,是被历代释家解读的儒家思想颇具教化意义,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道德理想,并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圭臬。沙畹还注意到形而上学、欧洲科学与中国伦理之间对立的关系。他花了不少篇幅论述儒家“孝”的概念,认为它“是(中国)神秘人伦关系的象征。‘孝’维系了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关系,使得家族整体利益高于成员个人利益;而国家即天下,其利益至上、高于家族利益”。沙畹认为这种国家—家族—个人的体系真正遵循了“自然力量的和谐法则”。同样地,欧洲人很少关注的中国仪式实际上仅“象征不同心境”。沙畹解释说儒家经典体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且人的社会地位尤其是道德水平与其所接受教育程度息息相关,文学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在做出如上陈述后,沙畹又谈到在他看来儒家体系的不足之处。他认为中国教育重四书五经的背诵这一点不可取,因其磨灭了准备科举学子们的其他才华,使经科举入仕的官员多为文人墨客,而不是中国迫切需要的具实务能力的科技人才:“文学扼杀了思想”,由此看来,中国文人阶层对欧洲文明抱有的敌意就不足为奇了。沙畹批评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缺乏科学的观察意识和严谨的演绎能力,使得19世纪末的中国国力衰落,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但他也没有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教育,他在指责的同时也寄予了一种期望:“我们不该认为如此崇尚智慧、思想的中国人民会(在中国君主制度崩溃瓦解面前)彻底沦落”。他赞扬中国人民忠君爱国、中国人的孝道、执礼,他呼吁同时代的学者开始研究这个在世界上必将占据重要地位的国家——中国。数年后,沙畹在1904年11月碑铭与美文学院一次演讲中,又一次讨论了伦理与道德这一问题。这是他继任加布里埃尔·德韦里亚(GabrielDevéria)当选为该院院士一年后所发表的演说,题为《中国对德行的褒奖》(LesprixdevertuenChine)。他在讲话中谈及《京报》(GazettedePékin)上发表的一些对受皇帝嘉奖之人的颂扬文章,且人们还为这些人竖立牌坊,而通常竖牌坊的花费是由他们自己或他们家族承担的。之后,他论述在中国道德和学问是不分家的,讲究修德修学、两者相辅相成,故大家鸿儒们常因其道德、学识双馨而获得嘉奖。沙畹本人是一位伦理学家,他指出中国对德行褒奖的一些做法有些过度,必然会滋生虚荣心理,而如竖功德碑这笔费用若节省下来,毫无疑问可以更好地被用于救助穷人。沙畹结合西方采取的用于对抗酗酒、建立庇护所及创建贫老院的种种措施,指出中国也拥有类似的团结互助机制。中国人设立永久的产业基金在同一家族或氏族中扶贫济弱,这种通过家族资产捐赠建立起的保障体系,并非沙畹所处20世纪初的新产物,其想法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沙畹也对中国寡妇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她们出于对丈夫的忠贞,在其去世后自杀殉葬,这些妇女的“节烈”之举通过立牌坊被记录表彰,而孝子孝女们的事迹亦以同样的方式大量为人们所颂扬。除了上述内容,沙畹还提到《京报》上有关忠臣的记载。中国传统思想弘扬忠君爱国,那些在国家战败或蒙难后自杀殉国的文武官员,或有突出功绩的忠臣良将,人们对他们推崇备至,将其奉为圣人,为他们在中国各地广建庙宇,供人们顶礼膜拜。甚至神明若做出如布雨那般的善举,也会受到皇帝的嘉奖。经由这篇文章,沙畹再一次向自己的同胞描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文化与魅力,以及它值得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

  1917年7月7日,沙畹离世前夕,在一个由法中委员会(ComitéFrance-Chine)发起在141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索邦大学举办的讲座上,他重又提起有关中国人道德思想的内容。这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的发言,因为当时中国刚刚对德国宣战,正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据沙畹的陈述,是因为德国发动潜艇战争犯下累累罪行,造成中德外交关系的破裂,并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愤慨,正如孔子曰:“见义不为,无勇也”。在讲话中,他重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准绳在中国人生活中占重要分量,儒家提倡责任、公正、孝顺、对祖先的崇拜,正是所有这些根深蒂固的传统道德习俗使得中国虽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其主流思想却一脉相承;且中国文化还能从西方民主思想中汲取养料,从中获得启发。

  第七,中国雕塑绘画和民间艺术研究。沙畹撰有《卢浮宫博物馆馆藏中国画》(1904)及《有关赛努斯基博物馆举办的一次佛教艺术品展览》(1913)两篇文章。另外,他还是大英博物馆馆藏顾恺之《女史箴图》品鉴(1909)一文的作者。有关顾恺之这幅画的评论文章很多,数年前为此还专门组织过一个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也已在伦敦正式出版(2005)。1901年,沙畹另发表了一篇论文,谈论中国民俗艺术中祥瑞愿望的表达,内容涉及艺术和民俗学。他在文中分析了部分民俗艺术作品形式中的象征性装饰,那些文字、纹饰和图案几乎无一例外都表达着美好的祝愿。他注意到蕴涵寓意和装饰功能的汉字或通过联合和类比的方式来表达构思,或以画谜形式的图案画传递出的对吉利和祥瑞的祝颂。沙畹还运用插图来阐述他的观点,附上不少护身符、绘本、花瓶、瓷盘和瓷盆、信封和信笺、头簪、镜子和刺绣上的图案实例。1907年他在中国考察时曾搜集了许多农历新年的年画,这都表现出沙畹对中国民俗艺术的浓厚兴趣。

泰安府泰阴碑

  三、学术特征及对后世影响

  沙畹的确可称为西方汉学界一位通儒,所学既相当广博,研究又深细不茍。他的学术成就不仅表现在上述研究成果方面,其学风和研究方法也在法国汉学界树立一面旗帜,也导启了近三十年以来的西方汉学学风。

  第一,坚持中西结合,“中史为体,西学为用”。法国文科为学的风尚是趣向于科学的历史研究法。受过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洗礼的沙畹将这种史学观与扎实、广泛的中国文献学知识结合起来,去进行汉学研究。沙畹的汉学代表作之一《西突厥史料》就是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典型范例。《西突厥史料》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以为西方汉学家的角度,来审视、编纂、考订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突厥史料;并把这些史料与西方的中世纪著述中的相关记载参证对照。书中还包括了作者在采择这些材料时的观点和方法。在研究中,让西方史学观念和中国史料互补长短,使史料更加接近史实,从而给人带来更加真实的历史。这也是该书能在出版一百多年来稳坐突厥史研究领域高位的重要原因,所以称得上为一本“中史为体,西学为用”的典型。在《史记》翻译中也是如此。张广达评述说:沙畹的译注在汉学史上具有更新方法论的意义,为汉学立下了新的范式。为了《史记·封禅书》译文的精确、谨严,沙畹非常注意对文献记载做相关的考古学印证。这种方法与我国学者王国维等所倡“二重证据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沙畹在研究中没有当时西方学者的盲目自大心理,尊重和吸纳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介绍到西方。汉学在19世纪一度是欧洲中心范式下解读中国的西方产物,沙畹却能坚持吸纳中国同行的研究成果并将之介绍到西方。1911年,他根据罗振玉的有关著作,注意到数千件刻有中国最古老文字和占卜记录的龟甲及牛骨的考古发现,他的学生伯希和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深入研究,并为汉学界开拓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研究领域,为中国、日本、欧洲和美国的同行们提供了交流合作的机会。在这方面,沙畹无愧于西方汉学第一人!

  沙畹的学生、著名的汉学家戴密微在一篇怀念沙畹的纪念文章中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这半世纪中汉学权威人物,仍是爱都阿尔·沙畹,我的令人怀忆的老师。他继儒莲担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成为整个西方所称道的中国研究的导师。我无法在此详加分析其广博的著述,彼虽以中国研究中的史学家见称,然其研究乃及于中国学问的各方面……他得益于法国最高学府之一,巴黎的高等师范学院,其时该学府监督是一古代艺术史专家,因使沙畹的眼光早期便倾向于中国的研究上来。且其时法国文科为学的风尚是趣向于科学的历史研究法,沙畹便受此十九世纪末期的学风寖润,而向中国史书去用力。(戴密微《西方汉学第一人:爱德华·沙畹》阮洁卿译,《史学理论研究》2012·1)

  第二、从经典原著入手,直接理解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西方汉学界有一个良好的学术传统,即对于汉学研究的初学者,首先要从选择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入手,通过译注,加深对原典的理解,进而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沙畹译注《史记·封禅书》正是这一研究传统的体现。沙畹选译《史记·封禅书》这样重要的典章制度方面的原文,可以使他迅速把握中国传统的训诂和义解要领,掌握中国传统学者研究历史所必备的年代学、目录学等基本知识。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史记·封禅书》的译注工作中。过去的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典章制度的了解,大多借助于中国类书等二手资料,容易造成理解的偏差。沙畹直接翻译《史记·封禅书》这样的制度原典,对于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封禅仪典就有了深入的了解,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畹选择《史记·封禅书》作为其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起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严格的学术训练。他没有选择某一历史事件或者人物,而是选择了典章制度作为译注的起点,这实际上是知难而进。封禅在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制度,通过对封禅的译注,可以考察历代帝王登泰山举行封禅仪典的具体过程,理解中国人对于天地的认识,进而能够透过封禅礼仪,与中国古代先民的风俗、仪式、典章制度、宇宙观等全面接触。从后来沙畹的汉学研究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最初选择译注《封禅书》,实际意图正是藉此为突破口,对古代中国人的信仰和宗教观予以研究,并初步考察中国仪式化的宗教祭祀仪式和典章的形成过程,进而达到了解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目的。

  第三、注重田野文献与典籍文献的互证,体现了西方学术科学实证的治学传统。沙畹在重视考古学印证之外,更进一步对文献中的有关记载,进行了实地勘察验证。为了验证《封禅书》的记载,沙畹曾两次到泰山进行考察。尤其是1907年的第二次考察,可以说是西方学者对于泰山进行的首次科学考察。这使他超越中国的传统史料概念,扩充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料范围。沙畹的泰山研究对后世的泰山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1907年6月16日至25日与阿列克谢耶夫(张广达译作“阿理克”)同赴泰安,对泰山做再次考察。两次考察中,沙畹都对泰山的文物古迹进行细致观察、广泛搜集地方文献、购置大量碑刻拓片等。第二次登山时,还由随行摄影的周师傅拍摄了大量照片,并雇佣了拓工对重要碑刻进行拓制。阿列克谢耶夫曾在巴黎随从沙畹学习汉学,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他在俄国汉学界享有“阿翰林”的美誉。阿列克谢耶夫撰写的《1907年中国之行》中,详细记叙了他与沙畹1907年考察泰山的行程。1907年6月16日,为了寻找书中记述的蒙古碑文,沙畹和阿列克谢耶夫首先来到了灵岩寺,拓制了元代碑碣。6月18日,考察了泰安城里的岱庙、财神庙、关帝庙;在岱庙,大量碑碣、岱庙大殿的壁画、温凉玉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6月19日—20日,他们用两天的时间登上了泰山,沿途众多的庙宇,庙宇中多得难以胜数的神灵,众多的刻石碑碣,乞讨的乞丐,都成为他们理解中国文化、认识中国宗教的直观的体验。在第二次泰山考察将近10天的时间里,沙畹搜集了清代《岱览》、《泰山志》、《泰安县志》、《泰山道里记》等泰山地方文献,亲自拓制和购买了一批碑刻资料,拍摄了许多记述泰山文物古迹的照片,这些考察成果,都反映在他的《泰山》一书中。沙畹在考察中,注意参考中国古籍中对于泰山文献的记载,务求寻找到古代碑刻等文物的真迹,与文献记载互相校勘。

  在1907到1908年近一年的考察中,沙畹从满洲里一直到鸭绿江,然后是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沙畹先参观了龙门与云冈两处石窟、曲阜和泰山、太原及西安这些名胜古迹,之后考察了司马迁陵、登封地区的武梁祠和孝堂山祠浅浮雕。他此次华北考察带回了数千张照片和拓片。在如此丰富的资料基础上,沙畹撰写了一部重量级著作《华北考古记》,包括精心挑选的近千帧照片图录两册,山东省汉代石刻研究一册,云冈和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寺的佛教雕塑研究一册。沙畹还翻译了这次考察过程中拓下的几近全部碑刻文。实为西方学人有方法的研究中国石刻之创始者,沙畹的汉学研究非常注重碑帖及照片等实物。他在考察中十分注意向多方人士征购资料。上面提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主要来自基督教传教士、中法官员甚至是来华进行地理和人种考察的探险家,如亨利·多隆(Henrid’Ollone)等。

  第三,沙畹的汉学研究注重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传统文化以及民俗等多学科的交叉个综合研究。在译注《史记·封禅书》和研究泰山的过程中,通过对封禅仪典和民众在泰山的神灵崇拜系统考察,注意从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角度理解中国人的信仰状况,全方位考察中国人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被过去海外学者(甚至包括中国古代学人)研究泰山时所忽略的。正如西方学者鲁惟一、夏含夷所说:“沙畹对集中于泰山的各种宗教活动作了综合人类考古学的分析和阐述……这一著作可以称为现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第一有创造性之伟大成果。其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样把先进的历史观点用到考古资料上,变成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主流。”因此,我们可以说沙畹在泰山研究领域既开风气之先,也领百年风骚。直到20世纪末期,美国学者在泰山研究领域多学科多角度的介入,才使海外泰山研究出现了新气象。

1907年5月17日,在山海关拍摄的孟姜女庙

  沙畹的代表性著作《西突厥史料》也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产物。全书六编。其中第三编为全书的最大篇幅,它分为为:1、北方民族;2、西域诸国;3、其他列传;4、僧人行纪;5、册府元龟中之表册文五个章节。前两章所记载的,都是曾经臣服于西突厥汗国的民族或国家,通过记载这些被征服者的史料来反映西突厥汗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各方面。这样编纂史料,不仅可以以多个方面来反映历史事实,而且还能够从不同的阶层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更重要的是,沙畹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校正诸多史书中关于同一问题的的记载,从而让史料更接近事实。第三、四两章,则是从个人的记载中反映出当时西突厥的现实状况。这些人包括僧人、镇守西域的将军等,从游历者(这些僧人都是路径西域)和留守着(镇守此处的朝廷命官)两个不同的亲身经历来叙述有关西突厥汗国的史料,前者注重记载风土人情,而后者则注重记载社会制度。最后一章是表册文,则是最具体最真实最具有说服力的文字资料,有力地证明了西突厥与唐朝之间的关系。这一篇章的史料记载方法,从国家到个人,让读者可以从多个角度来了解这段历史;最后以实质性的文字资料为证据,使史料的准确性和说服力大大加强。足见作者历史功底之深厚,而且这种史料记载方法新颖独到,虽然书已出版超过一百年,但这种独到的方法的确给人一中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他史料书籍很少看见。

  四、主要论著

  著作:

  1、《司马迁的传体史》其中一卷《封禅书》,1890,北京出版
  2、《司马迁的传体史》五卷(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1893年,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
  3、《突厥历法研究》,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出版;1958年对旧译本加以校订后重版,并增附沙畹原书“西突厥时期的中亚地图”一幅;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年版2004年再版,改名《西突厥史料》
  4、《两汉时期的中国石刻》(LasculpturesurpierreenChineautempsdesdeuxdynas-tiesHan,1893)
  5、《泰山志》张广达译
  6、《元代中国碑铭与官文书》
  7、《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中国文献》(LesdocumentsdécouvertsparAurelSteindanslessablesduTur-kestanoriental)1913出版。

  论文:

  1、《突厥十二生肖纪年法》1906
  2、《华北考古纪行》,1910年,巴黎
  3、《南诏国的碑文》(UneinscriptionduroyaumedeNan-tchao,1900)
  4、《有关丽江地区史地文献研究》(AveclesdocumentshistoriquesetgéographiquesrelatifsàLi-Kiang,1912)
  5、《凤昭凤英世系记》(1906)
  6、有关纸未发明前中国书简,1905
  7、《魏略·西戎传》(1905年)《后汉书·西域传》(1907年)翻译
  8、《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有:8世纪的悟空行记(1895);6世纪的惠生与宋云行记(1903);10世纪继业的西域行记(1904);5世纪来到中土译经的求那跋摩(Gu-navarman)行记(1904);6世纪东来僧人闍那崛多(Jinagupta)行记(1905)
  9、王玄策使天竺记(1900)【与列维(SylvainLévi)合译】
  10、《沙畹和法国的中国碑铭学》为题发表在《法国汉学》2001年第6期
  11、《卢浮宫博物馆馆藏中国画》(1904)
  12、《有关赛努斯基博物馆举办的一次佛教艺术品展览》(1913)

  沙畹在1907年——1908年在东北和华北考考察时拍摄的照片:

华北古塔

1907年5月30日-6月5日,直隶省京杭大运河

1907年6月17日-25日,泰安府,岱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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