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各有心仪——王安石与苏轼祭欧阳修文比较 ——古典诗文比较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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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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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其高风亮节,为后人所仰,也是北宋文坛的宗师。他发起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这场运动确立了标杆。他还喜欢奖掖后进、识拔人才,曾巩、三苏、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大家皆出其门下。正因为如此,他逝世后,祭文如动地银山,滚滚而来,其中比较特出的是王安石和苏轼的两篇祭文。这两篇祭文虽皆倾诉对欧阳公的仰慕和怀念之情,但讴歌的角度、表达的方式乃至语言风格皆有很大的差异。欧阳修虽是王安石的恩师,但也是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坚决反对者,所以王安石在祭文中一方面客观公允地评价了欧一生的丰功伟业,其高山仰止的道德文章,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公正和坦荡;但其中也搀杂了自己政治生涯之中的种种感慨:既有对改革进程一波三折的伤叹,也有对改革难致所期的感悟;既有自己的种种努力却不被世人理解的灰心,更有再也无法获得恩师首肯的沮丧;既有对欧阳修达到“三不朽”这一人生最高境界的仰慕和艳羡,也有反照自身由此而产生的悲凉。苏轼的祭文却与此不同,苏家与欧家是通家世好,龆龀学文,即耳濡目染;长大以后言传身教,道同文亦同,一生为师为友。苏轼踏上仕途与文名的播显皆是欧氏的慧眼识拔、大力揄扬的结果。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从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作出评价,苏轼的祭文多叙两人间的私谊;王的祭文立论客观公允,力避因政见不合而造成评价不公;苏轼之文则尽叙欧阳修对他的扶植和眷顾,不避私嫌;王安石之文中有悲,但多为自嗟自辩,动辄人事天理、盛衰兴废,似乎在无可奈何之际恰逢故人弃世,伤感突发;苏轼之文中亦有悲,则多为丧亲之痛、亲眷之悲,是一垂垂老人在回忆当年,对扶持自己走上人生道路的一位长者逝去的慨叹。

  下面即对两篇祭文在讴歌角度、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的差异,以及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王安石为文,立意超卓,议论新特,语言简练朴素,笔力健劲峭刻,以为世所公认,这些风格在这篇祭文中就有充分的体现。但分析文章,仅仅耽于词句篇章显然是不够的,应深入剖析其中的思想精髓,因此,必须了解写作背景与目的。

  史载王安石议论高奇,是一个矢志务于实事、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这一点也是不少中国士大夫的同一特性,譬如欧阳修,《宋史》载:“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然任于事者必遭物议,必被攻讦,上下沉浮,仕途坎坷,皆不免之事。这正是王安石慨叹悻惜欧阳修之处,以欧阳修自引自譬,乃本文的精意所在。王安石于熙宁二年执政,推行新法,遭到了元老大臣包括欧阳修的反对,其它政治势力也纷纷阻挠,神宗时有动摇妥协之意,改革集团内部也驳杂不纯,时有背叛,在各地又遭到百姓的抵触,因此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欧阳修弃世于神宗熙宁五年,正是改革进行得比较深入,实际问题暴露得较多,阻力较大之时,此后不久,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罢相。

  稽故以言,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甚为近密,史载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欧阳修于王安石有奖掖之谊,他的人品与文章也影响激励了王安石等一代人。

  从这一点说,王氏是很尊重欧阳修的,但熙宁变法之后,欧阳修反对施行青苗法,王氏深为不满。当欧阳修申请退休时,神宗有意慰留,王氏则认为欧阳修附丽韩琦,“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宋朝对待文臣极为宽厚,因此文臣多任气,王安石如此议论虽过分,但也不足为怪。

  至欧阳修去世,就政事引发的矛盾不复存在,这时对一个人的评价是较为客观的,如这篇祭文。祭文比较重情,本文又是如何抒情?一开始,念及旧日之谊,还顾自身处境,思及故人遭际,郁积之气又所藉以抒发,因此开篇即有“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之叹,这正是其改革难致所期的感悟。后以一句“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表达了王安石一贯的思想,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世人在遭遇挫折时,容易苟且信于天命天理,然而作者却认为天理溟漠虚无,无从推及,可信的还是人生自我。既然事不可期,天理不可信,那么人生的价值又何以体现,作者在连续否定之后,认为“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是人生价值的标准,欧阳修正是这个标准的典范。行文中,作者着重从三个方面加以评介:

  一,文章学术上的成就与功绩。欧阳修的文章,“天才自然,丰约有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在文中,作者以一系列的排比对偶句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欧文的精妙之处,也点明了欧氏在当时文苑中的地位。北宋立国近百年,还承袭五代文章的陋习,文式骈偶,文风委靡。欧阳修之前,也有不少人有志于文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至欧阳修,始师法韩愈,开创了一代新风。《宋史?欧阳修传》评论:“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

  二,褒赞欧阳修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仁宗天圣八年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至神宗熙宁四年退休,其间约四十年。在政治上,欧氏“天资刚劲,见义勇为”,“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仁宗时,社会问题已非常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先识人士主张新政的呼声很高,得到了欧氏等青年官员的支持,纷纷抨击因循守旧的政治势力。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谪,司谏高若讷攻击颇力,欧氏“贻书责之,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此也被贬为夷陵令。这批呼吁新政的人士当时被斥为朋党,一时无人再敢言事。这时,欧氏又挺身而出,写了《朋党论》进呈仁宗,认为君子有朋党,小人则无,呼吁君主应毫无疑忌地任用君子之朋党。此后,又上书要求改革吏治。直至庆历三年,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仁宗不得不起用范仲淹、韩琦等执政,欧阳修主持谏院,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然而又遭到守旧派的极力阻挠。次年,范仲淹被构陷,引退出朝,庆历五年,欧阳修等也先后被贬出朝。本文褒扬其仕途虽然崎岖,但不畏不屈,忠于国事,敢于公论,代表了当时先进人士的政治意愿,因此为世人所共仰,而“终不可掩”,最终得到重用。在写欧氏的不屈精神时,作者这样用语:“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这一点与王安石的政治风格有相似之处,作者不也是锐意革新,而遭受攻沮,又傲然不屈吗?这几句出自肺腑,同声共鸣,铮铮有声。

  三,彰扬欧阳修的事功。仁宗后期,欧阳修渐登要枢,先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仁宗突然病死后,与韩琦等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作者对此事以豪健的笔法予以肯定,认为欧氏在紧急之机从容建立了千古功勋,封建社会建储立君毕竟是第一等大事。“功名成就,不居而去”,指的是英宗后期、神宗初年,欧氏力求引退。过去,士大夫常推崇老子的“功成、名遂、身退、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所以这里以此相誉。英宗时期,欧阳修任执政,得罪了很多人,因此怨诽四起,欧氏不自安,曾上书请退不获,又为蒋之奇构陷,神宗即位后,信以为真,“欲深谴修”,欧氏闭门不出,请求调查推究,后虽然得以昭白,但以风节自持的欧阳修年已六十,已无意仕宦,于是辞职请退。在作者的笔下,欧阳修是一个守节气、知进退,超然物外的高士,因此其英魄灵气不随出仕隐处、进升退黜而挫磨变化,人虽故去,但精神长存于箕山颍水之间。这里引用了一个典故,上古时,尧欲传位许由,不受,逃往颍水之阳、箕山之下,许由因此成为高士的代表人物。颍水、箕山,宋时在颍州一带,欧氏曾任颍州知府。古来文士好于林泉之乐,欧阳修、王安石也不例外,都写了不少优美的散文。在作者来说,把故世之人寄托于山水,正如陶渊明所言,“托体同山阿”,对死者是一种敬思,对生者也是一种慰藉。这几句不同于前文赞颂欧氏文章的对偶句,句式长短参差,节奏张弛有度。

  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缅怀向往之情,颇为真挚,这种情分两个层次,先是向慕瞻依之情,继之以临风不见的怅然若失之情,前一种情是后一种的基础,前者较单纯,后者则复杂得多。怅然若失既因不见故人所致,也因“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发,这句对应文首慨于人事之意,既表达了作者深切痛悼之情,也抒发了抱负难济的感慨。

  欧阳修的道德文章为天下范,死后门生苏轼等也有祭文,各有特色,但历来以此篇评价为高,究其大端有三。一是客观公正,排除私念。欧阳修晚年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曾批评青苗法失措,王安石也曾因此抨击过欧阳修,但在写作这篇祭文时,王安石却能尽抛前嫌,重怀旧谊,不但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欧氏一生的人品操守、道德文章,而且也抒发了景仰缅思之情。与苏轼等人的祭文相比,王安石并没有强调师生私恩,而是从天下之义的高度上评价欧阳修。二是抓住一生大节,突现欧阳修的主要风貌。中国士大夫历来讲究“立德、立功、立言”,所谓三不朽,作者也以此入手,并没有陷于枝节末事的是非辨白,在这点上,比起韩愈的祭柳宗元文,要轻灵洒脱。立言:就欧文,作者从“积于中”、“发于外”入笔,不但既形象又准确地概括出欧文的特色,也分析了其风格形成的原因,即“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学术之精微”,这样的内质外充于文章,才能“豪健俊伟,怪巧瑰奇”。立德:作者概括欧氏的四十年宦海生涯不畏压制排挤、坚持正义的高风亮节,并能一贯终始。立功:写其当机立断,拥立英宗,仅此足以名世。这一段要言不烦,不为絮事聒耳,这就是王安石劲洁的文风。三是写作技巧精妙,堪称祭文中的典范。一则以衬托的笔法,用天下人之悲,烘托朝中与欧阳修交游之士更悲,进一步衬显自己的悲不自胜。二则以欲擒故纵之法增加文势的变化,全文围绕一“悲”字层层转折,展开议论抒情。文首言欧阳修虽死而可以无憾无悲,下面几段顺承无悲发展开去,论证确乎可以无悲。这些都是“纵”,目的是为了“擒”,极力写“无悲”,是为了更好地“抒悲”。末段文势忽起转折,言欧阳公本人尽可以无憾无悲以去,但天下人却为之涕泣嘘唏,何况作者从此失去了平生所敬仰的师长,因此格外悲痛了。这就是由纵到擒。想一想自古盛衰兴废之理,人生不免于此,似乎又不足以悲,然而又想到死者长逝,不可复见,临风怅惘,不由得悲从中来。从而纵擒交替,开阖张弛,变化无穷。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自然不必多言,他的政治道德与人格人品也是非常出色的。正如王安石所颂扬的“智识高远”,在政治思想上,欧氏并不保守,勇于言弊,主张除弊布新,以致“人视之如仇”。在治政方法上,欧氏极力讲求,崇尚宽简,不为苛急,不为繁琐。这一点与包拯的严峻苛急不同,继包拯之后,欧阳修也出任过开封知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京师亦治。”他还反对矫情伪诈,讲求自然平实,当包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致使其罢职,又劾罢继任者宋祁而自代时,欧阳修上奏章予以批评,认为包拯应自避嫌疑,自爱令名,不应“逐其人而代其位”。对比之下,当其因论救范仲淹而被贬时,范仲淹在陕西任事,请其掌书记之职,欧氏却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欧阳修风节高亮,不愧于王安石“器质之深厚”的定语,也可以佐证其议论的公正精确。

  王安石的祭文写于欧阳修去世之际,苏轼的祭文则写于欧阳修死后二十年以后,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在这二十年中,作者历经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此时已垂垂老矣。熙宁二年,苏轼丁父忧还朝,正值王安石变法,苏轼数为异论,公开反对王安石改革科举学校制度,得神宗嘉许,询及为政得失,苏轼指陈:“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深为王安石所忌,苏轼请求外任,遂通判杭州,中间历知密州、徐州、湖州。神宗欲加起用,又为宰相王珪所阻,徒知常州。哲宗即位,元祐初,始起为起居舍人,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元祐四年,因论事为当轴者所恨,出知杭州,颇有作为。元祐六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旋改为翰林承旨。仅数月,又被谗伤,出知颍州,在颍州写下了这篇祭文。

  苏轼与欧阳修的情谊非常深厚。溯此,苏轼父亲与欧阳修就有很深的交谊,当苏洵沉沦于布衣时,欧阳修就读过苏洵的《几策》、《权书》等,并大加推许,呈献朝廷,请求擢用,并在士大夫中广为传阅。嘉祐二年(1057),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进京应试,其中苏轼尤得欧阳修的激赏,史载:“方时文磔裂诡异之弊胜,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后以书见修,修语梅圣俞曰:‘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就一个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来说,其文名的播显与欧氏的慧眼识拔、大力揄扬是不分开的。不仅在文学上,欧阳修给了苏轼以榜样之资与奖掖之助,而且在仕途上,欧阳修也大力引荐,嘉祐五年,丁母忧归朝的苏轼被朝廷委派为福昌主薄,欧氏却以“才识兼茂,荐之秘阁”。欧阳修之于苏轼,既是长辈,又是老师,正因为这层关系,苏轼以一个晚辈与学生的身份写这篇祭文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本文略分三段。第一段交待时间和自己的身份,这是正规祭文的标准起式。第二段全以写实笔法,回忆昔事,一一罗列。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在五岁左右,就以欧阳修为神往之师,诵读其文章,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述了欧文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事实。及至作者长至青年,面见欧阳修后,欧氏的赞赏识拔令作者奋勉向上,以继承欧氏的事业为己任。“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写的是熙宁四年,王安石等人正得神宗信任,大力推行新政,而苏轼每每议论新政之失,见王安石独断专任,便在进士考题中出了一道论策,名为“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霜,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王安石大怒,指使御史谢景温弹劾苏轼,苏轼于是请求外调,任杭州通判。“多士方哗”,指的就是遭王安石等人的围攻,“独南”,指赴杭州任职。赶杭州途中,作者于汝州见到了已退休的欧阳修,并得到了欧阳修的称赞与勉励,“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欧阳修认为为文犹如为人,首先必须坚持做人的道理,苏轼不苟于利而附从王安石等人,这是欧阳修所欣慰的。元祐之初,作者被召回京城,得到重用,见到了欧阳修的夫人及儿子,“叔季”指欧阳修的中子与少子,欧阳修长子欧阳发,字伯和,此时已经谢世,中子欧阳棐,字叔弼,此时任朝官。“诸孙”,指作者的儿子,相对于欧阳修是孙辈。“请婚叔氏”,指欲与欧阳棐联姻。

  最后一段从追忆之中回到现实,第一句“师友之义,凡二十年”,是对上文的综括,也是一种复沓笔法,以重申情谊之厚。“再升公堂”,指作者来到颍州,登上欧阳修曾经住过的庭堂,不免物是人非之慨。竟然悲涕不已,痛哭失声,想一想自己也已白发苍颜,仿佛自己就是当年的欧阳公,又看到颍州的士民,颍州的人民还在深深怀念欧阳修,这就更加触发了苏轼的想望之情。作者在这里以摇曳的笔致,淋漓地描写了自己的悲不自胜,以致恍兮惚兮的精神状态。从追想的情思中醒来,面对颍州人民,作者慨然誓允:“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最后几句以东逝之水表达了作者清悠无尽的缅怀之情,笔调淡古,飘荡着一缕絮絮哀思,与王安石的“临风想望,不能忘情”相比,更有一种古雅情致。

  苏轼散文代表了北宋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他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形成“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特色。苏轼的散文成就与欧阳修是密不可分的,欧氏把苏轼看作继承自己衣钵的后来者。而苏轼对欧阳修的人品文章都非常敬重与仰佩,苏轼在欧阳修文集的序文中评介道:“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评介非常之高,虽然事实不可能尽然如此,但从一个心怀崇敬的学生的角度来看,这些评语虽不尽实,却尽情理。在本文中,作者并没有囿于旧窠,而一味正面颂扬,实际上,全文短短三百余字,没有一句明颂之词,而是从细微处入笔,从平实处着墨,以抒发个人情谊为重心,低徊往复,极尽悲恸之能事。本文虽然篇幅短小,但涵量却很大,有叙事,有抒情,只寥寥数笔,就生动地刻画了一位忠厚风发、授人以文、诲人以德的长者,又以颍人怀念之事曲写欧阳修政德卓著,因此,虽无颂扬之辞,却有颂扬之实。在抒情方面,本文也具特色,叙事娓娓而进,情愫默濡其中,随着叙事节奏发展而愈浓愈烈。如童子时为仰慕之情,青年时为知遇恩情,迁谪时为理解勉励之师友情,通过一拜、二拜、三拜,浮翔于怀忆之中,犹如江河之水,源源不绝,波波相迭,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两篇祭文,都是文苑中的妙品,各有特色。相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欧阳修的看法是差不多的,如在文学革新中的贡献、为人处世的风骨气节,以及对逝者的敬仰怀念之情,但两人所处的角度和具体环境的不同,还有个人性格、文风的差异,造成了两文截然异趣的风格。

  祭文的意旨当然是以抒悲来追念死者,但王安石之悲显然与苏轼不同,王安石多自嗟之悲,动辄人事天理、盛衰兴废,似乎在无可奈何之际恰逢故人弃世,伤感突发。苏轼则多亲眷之悲,毕竟龆龀学文,耳濡目染,长大言传身教,半老人生师友,因此,苏轼的悲相比之下,显得醇郁自然。就技巧辞章上来看,安石文以气胜,苏轼文以情胜。安石文峭拔俊彩,气势雄健,苏轼文则平实无华,笔势沉郁。安石文颂扬之意明粲,苏轼文则黯伏。王安石写悲先纵后擒,苏轼则先抑后扬,前两段无一写悲文字,但字里行间隐抑着悲势,至第三段始如决堤之水,点明“垂涕失声”。安石文中无琐细事,只有大节概括,而苏轼文则重于叙述平生细实之事,如泣如诉,如家常语,但每件事都是一个时期中具有代表性的,足以小中见大,因此全文琐细而不碎,平实而不滞,不枝不蔓,非平常人笔力所能致,这样写,有助于烘托出细腻真实的情感。

附:

祭欧阳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辞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世之学者,无问乎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

  呜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虽屯邅困踬,窜斥流离,而终不可掩者,以其公议之是非。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方仁宗皇帝临朝之末年,顾念后事,谓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发谋决策,从容指顾,立定大计,谓千载而一时。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处进退,又庶乎英魄灵气,不随异物腐散,而长在乎箕山之侧与颍水之湄。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嘘唏,而况朝士大夫,平昔从游,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呜呼!盛衰兴废之理,自古如此,而临风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

祭欧阳文忠公文一首(颍州)

苏轼

  维元祐六年,岁次辛未,九月丙戌朔,从表侄具位苏轼,谨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师衮国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灵。

  呜呼!轼自龆龀,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尽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过矣公言,虽知其过,不敢不勉。契阔艰难,见公汝阴,多士方哗,而我独南。公曰:“子来,实获我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见利而迁,则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无易,公虽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迁,叔季在朝,如见公颜,入拜夫人,罗列诸孙,敢以中子,请婚叔氏,夫人曰:“然”。

  师友之义,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庙门,垂涕失声。白发苍颜,复见颍人,颍人思公。曰此门生,虽无以报,不辱其门。清颍洋洋,东注于淮,我怀先生,岂有涯哉。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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