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忻州故园及诗作考述 ——经典名篇故地新考之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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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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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长河中,金代诗人元好问不仅为一代文宗,集金代文学之大成,而且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为优秀的古典诗人和学者。他一生不仅存诗一千三百八十多首,给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学遗产,而且编纂了《中州集》、《壬辰杂编》和《金源君臣言行录》等金代诗歌总集和史学资料,为后人了解金代文学创作和编写《金史》提供了原始资料。他还着有品评汉魏以来重要诗人和诗歌流派的诗学批评《论诗三十首》,以其深邃眼光和独特见解为后人所重。过去对元好问的诗歌研究或介绍,多注意其中被认为是最有成就的“丧乱诗”和《论诗三十首》,对其晚年归乡后的诗作则较少触及,所以下面着重结合其生平对此作一评介,顺便介绍我在忻州探访元墓的情况。

  一代文宗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75),字裕之,号遗山,忻州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人。他是北魏拓拔氏的后裔,从高祖到祖父历代仕宦,但父亲元德明虽有诗名却屡举不第,终生以诗酒自娱。好问出生后七个月便过继给叔父元格,元格携之宦游四方。好问天资聪颖,七岁遂能诗,太原名士王汤臣目为神童。年十一,随叔父在冀州受教于诗人路铎。十四岁拜纯儒郝天挺为师。郝天挺操守高洁又学识渊博,一生以“读书不为艺文,选官不为利养”自励,这对元好问后来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都产生极大的影响。金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元格在陇城令任上病故,好问扶灵柩回忻州故里。金宣宗贞佑二年(公元1214)蒙古军队攻陷忻州,元好问带着继母张氏历经艰险辗转流离,最后寓居于宜阳三乡驿,当年唐代诗人李贺的故乡昌谷。就在奔亡途中,好问也不忘著述,有名的《论诗三十首》即写于其间,同时还编有前人关于文章法度的论述《锦机》(今佚)。在《论诗三十首》中,好问针对当时诗坛流弊,以其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诗学知识,系统的评论了从汉魏到宋代的许多重要诗人和诗歌流派,总结诗体流变规律,为文学史上的正体和伪体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可视作中国诗学批评史的一部大纲。

  金宣宗兴定五年(公元1221)好问登进士第,名动京师。当时的文坛盟主礼部尚书赵秉文以书招之,时人目为“元才子”。但好问并未去选官,而是放散于箕山颖水之间,吟咏不绝,诗名益盛。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0),赵秉文等举荐他应试宏词科,入选后任权国史院编修官,“直笔”编修宣宗实录。从正大三年到正大八年,好问先后任镇平、内乡、南阳(均在今河南省)三县县令。此时,金朝国势已如江河日下,蒙古铁骑已对金形成灭顶之势。在这段时间及国破之后,诗人写了不少忧国哀民和抒发黍离之悲的“丧乱诗”,它代表着诗人文学创作上的主要成就,清人赵翼把它与杜甫的诗作相提并论,可称为金元之际的“诗史”:“唐以来,律诗可歌可泣者,少陵数十联外绝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瓯北诗话》)。其间写的《歧阳三首》就是典型的一例:正大八年,蒙古军队攻陷歧阳(今陕西凤翔县),血洗城池。好问此时在南阳令任上,闻此讯写下著名的《歧阳三首》,其中第二首写道:“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诗中描绘了歧阳城破后的惨状,赋予“野蔓”“残阳”以生命和情感,同“战骨”“空城”等颇富悲剧色彩的意象组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一幅凄恻哀婉、惨绝人寰的画面,把国家危亡、生灵涂炭的一腔幽怨化为慷慨悲歌,堪称诗人“丧乱诗”中的力作。

  哀宗天兴元年(公元1232)三月,蒙古大军进围汴京。十二月,哀宗突围东逃。第二年正月,西面元帅崔立叛降蒙古,挟太后召梁王监国。崔立为了替自己叛降行为贴金,劫太学生刘祁、麻革及元好问、王若虚等撰文立碑,颂扬其救一城军民生灵涂炭的功德。其碑虽“命由威制”非好问本意,而且“止实叙事”并无颂扬之语,但也暴露了元好问性格中软弱的一面。天兴三年正月,金哀宗自缢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市),金朝灭亡,好问亦被俘,携友人之子即后来成为元代著名杂剧家的白朴北渡黄河,被编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市)。在此期间,好问不仅饱受屈辱和饥寒之苦,而且也目睹了大动乱中民众所遭受的浩劫:唐宋以来烟柳繁华的关中八州十二县,兵火之余不足万户,仅汴京城就死九十万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国破家亡的惨痛,白骨遍野的凄凉以及壮志未酬的悲愤使他更发愤于著述,就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他开始编纂《中州集》和《壬辰杂编》。《中州集》为金诗总集,它成为后人了解和研究金代文学的重要依据。《壬辰杂编》是部金代史学资料汇编,为后人编撰《金史》提供了宝贵史料。元太宗窝阔台七年(公元1235),元好问摆脱编管,移居于冠氏(今山东冠县)开始过遗民生活,在此期间,编有《东坡乐府集选》和《唐诗鼓吹》(今俱佚)。出于对故乡的思念,太宗十一年夏,元好问携全家历经艰辛辗转回到故乡忻州。

  老归故园咏家山

  好问从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秋返乡到宪宗蒙哥七年(公元1257)病故,这十八年间主要是在家乡忻州度过的。此时金朝故老已雕零殆尽,好问以文坛宿将岿然独存,整理金朝文史,重振今日诗文的历史重任自然落到他的肩上,好问也义不容辞但当此这份重任。在放怀诗酒、专心翰墨之际,他以年迈多病之躯,奔走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采摭有关金朝君臣遗闻史事,编成《金源君臣言行录》百万余言,终因心力交瘁,于宪宗蒙哥七年病故于采风途中的获鹿(今属河北)寓所。

  好问诗文词曲俱佳,但主要成就是诗歌创作。他的诗作题材广泛,多方面的反映了金亡前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堪称一代“诗史”。诗风慷慨悲壮、沉郁刚健,可作为“河朔词气贞刚”的杰出代表。其晚年诗作,占他整个创作生涯的三分之一强,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思想境界的变迁,他在的诗题和诗风也发生明显的变化:出于历经沧桑不愿再提伤痛,此时除了像《卫州感事》等少量诗作外,已不再像以前的“丧乱诗”那样去抒发丧乱之感和亡国之痛,大多数作品转向描绘故乡山水风物、友人间的酬唱,以及回到故园的欣喜和对童年生活的回忆,诗风也由沉雄悲壮转为闲婉清丽。

  好问晚年归乡诗作,内容上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少量的感怀身世忧时悯乱之作。如上所述,这已不是好问晚年诗作的主要内容,而且在内容风格上也不同于以前的丧乱诗,主要是痛定思痛,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伤感和索漠。如这首《感兴》:“勤如韩子初无补,晚似冯公岂见招。五十三年等闲里,一窗风叶雨潇潇”。此诗写于回到家山的第三年,诗人回忆自己一生,年轻时像韩愈一样勤学苦读但于世无补,一生蹉跎到老也不能像冯唐那样白首建功,只能回到家山寒窗之下,卧听风雨潇潇,充满了伤感和无奈。但“一窗风叶雨潇潇”中,是否也有陆游那种“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老而弥坚之志,自在言外。《卫州感事•其二》呈现的也是近似的内容和风格:“白塔亭亭古佛祠,往年曾此走京师。不知江令还家日,何似湘累去国时。离合兴亡遽如此,栖迟零落竟安之。太行千里绿如染,落日栏杆有所思”。此诗写于太宗十一年夏,元好问携家回故乡路过卫州时作。诗人回忆当年,往事历历在目,但故国已不堪回首。自己虽像南朝江总那样九死一生回到故乡,但因故国已亡实际上却似屈原离国。诗人凭栏眺望故国山河,真让人思绪万千伤感而无奈。类似的诗作还有《学东坡移居八首》、《雁门道中书所见》等少量诗作。

  二是模山范水、风物纪行。好问归乡后经常在家乡一带游历,向北到过定襄、代县、大同,向南到过太原、榆社、太谷,写有大量吟咏河山风物之作,这同他归家途中的纪行之作构成了好问晚年诗作的主要内容。这些诗作不似南宋江湖诗人讲求性灵超脱,也无江西诗派后期的晦涩生新,而是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将山川的壮美、风物的秀丽与故国风情和人生感悟融合在一起,在闲婉清丽之中深藏窽坎镗鞳之声,并呈现出不同的格调。其中像《游黄华山》、《羊肠阪》、《东山四首》、《代州门外南楼二首》等都代表了元好问诗作新的境界。如《羊肠阪》:“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羸马不胜鞍。老来行路先愁远,贫里辞家更觉难。衣上风沙叹憔悴,梦中灯火忆团圆。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八百盘”。此诗写于归家途中路过羊肠阪时所作。羊肠阪在山西长冶县东南,离忻州已经很近了。诗人写长途跋涉之苦并不像早年那样放笔直抒,而是曲折盘旋经过四层铺垫:——路遥(“浩荡云山”)、羸马、年老再加“贫里辞家”,这更显长途跋涉之难,当然也就更加反衬归志之坚和更显对故乡之爱。在表达这种热爱情感时又用虚实对举之法:“衣上风沙叹憔悴”是实写,“梦中灯火忆团圆”则是虚拟想象;“凭谁为报东州信”是虚拟想象,“今在羊肠八百盘”则又回到现实之中。如此曲折盘旋、逆转反接,正是好问晚年诗风老辣圆熟的表现。《东山四首》则呈现另一种风格,其一云:“半欲天阴半欲晴,层峦叠崄各分明。去年风雪无多景,看尽东山是此行”。其二云:“自笑平生被眼谩,看山只向画中看。天公老笔无今古,枉着千金买范宽”。东山在忻州东北的定襄县境,又叫遗山,山势峻秀,风景优美,元好问常在山间盘桓,今仍存留“元遗山先生读书处”等遗迹。好问号遗山,也出于此。诗中提到的范宽是北宋著名的山水画家,与李成、董源并称北宋山水画三大家。其作品多取材于其家乡陕西关中一带的山岳,雄阔壮美,笔力浑厚。画面多采用全景式高远构图,高山巍然矗立,浑厚壮观,具有压顶逼人的气势。其代表作《雪景寒林图》以三拼绢大立幅图写北方冬日雪后山林气象。图中群峰屏立,山势高耸,深谷寒柯间,萧寺掩映;古木结林,板桥寒泉,流水从远方迂回而下。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势。但元好问认为:范宽手段再高明,也高不过大自然造化之功,也无法与眼前真实的东山美景相比。只是年轻时没有眼力:“自笑平生被眼谩,看山只向画中看”。到老回到家乡,感受家乡的真实山水,才明白这个道理:“天公老笔无今古,枉着千金买范宽”。这两首诗在艺术技巧上也有过人之处:前一首抓住半阴半晴的特定时刻,写出东山与平时不同的景色,欣喜之情含蕴其中。在构思上更有杰特之处:当年苏轼咏西湖美景,用的是分写法:晴天是“湖光潋滟晴方好”,雨天是“山色空蒙雨亦奇”,分别呈现两种景色。元好问则将阴晴两种气候糅合在一起,描绘东山在半阴半晴时刻的特定景色:既有晴明时的青翠,又有阴云下的空蒙。这种写法既是对苏轼的继承,又是一种创新。后一首与其说是赞美青山,还不如说是阐发一种哲理,表达一种人生领悟:大自然中的青山是最美的,因为它最真实。画中的青山只是对生活的临摹,即使他是宋代的范宽,即使它是古人珍品,也不如真实的大自然中的山水。诗人说自己“平生被眼谩”,“枉着千金买范宽”,都是在用自责的方式强调这种领悟。当然,这种领悟并不仅仅限于观画,它还应有更为宽泛的人生内涵,譬如陆游谈到他对诗歌创作的体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属于同一类型。《游黄华山》是首古风,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在风格和手法上的刻意求变:不再是现实的描绘,改以浪漫的夸张想象为主,如形容千丈飞瀑是“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到愁龙公”。闲婉清丽的笔调也为恢弘的气势和雄壮的风格所取代,像“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历经沧桑但不改初衷、豪气依旧的一代文宗。

  三是归乡之思和乡居之乐。诗人的晚年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写归乡之思和乡居之乐的。如这首《榆社硖口村早发》就把思乡之情写得相当生动感人:“瘦马长途懒着鞭,客怀牢落五更天。几时不属鸡声管,睡彻东窗日影偏”。榆社在忻州东南,诗人在返乡路上经过长途跋涉,所以对着走在长途上的瘦马,实在不忍再加鞭。更何况起早赶路,人又索漠孤单。这两句先抑、先叙愁苦,后两句再扬,再写家山之乐:到那时就可以东山高卧,不要再五更天就起床赶路了。前两句是实写、是冷色、是愁苦;后两句是虚拟、是暖调、是兴奋。这样一抑一扬,前后对比,写出诗人的真率和浪漫,也写出返乡的急迫和兴奋。《初挈家还读书山杂诗四首》是写返家后的感受:“眼中华屋记生存,旧事无人可共论。老树婆娑三百尺,青衫还见读书孙”。华屋依旧,老树婆娑,但物是人非,可以话旧的亲友已无一人,这种深沉的沧桑之感和家国之叹与以前的“丧乱诗”在情感上有一线相通。但不同的是,诗人的伤感之中还有一丝自慰和庆幸,这就是“青衫还见读书孙”。身着青衫,说明与功名无关,但元家读书种子仍在,后继有人,这在大乱之后、故人丧尽的背景之下,当然是值得庆幸和自慰的事。这种庆幸和自慰还可以从诗题中“读书山”三字看出。读书山,即诗人家乡的系舟山,因诗人的父亲曾在此读书,当时的文坛盟主也是诗人的朋友赵秉文遂称此为“元子读书山”。诗人以此名作为诗题,既是纪念亡父,又是怀念故人,与诗中的怀旧题旨暗合,另外也与结句“读书孙”相呼应:从读书山中读书的爷爷到着青衫读书孙子,暗示其读书家风源远流长、后继有人。沮丧之中有庆幸,悲凉之中有亮色,这是诗人晚年这类诗作不同于以前的“丧乱诗”之处,类似的诗作还有著名的《外家南寺》以及《东园晚眺》和《读书山月夕》二首等。诗言志,如果说上述咏歌乡居之乐的诗篇中掺有家国之悲和沧桑之感的话,在同时作的小令中则彻底放开,让其乡居生活的放松和惬意得到尽情的渲泄,诗人有这样两首小令叫《黄钟•人月圆》,其中一首写道:“重岗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唯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割断红尘、不问世事,甚至连当年陶渊明从事的种树农活也不问,只管东园醉卧,当然是身心放松,轻松惬意了。

  四是与乡邻友人诗酒盘桓、往来酬唱以及题画咏物之作。友人酬唱之类诗作风格各别,有的沉郁苍凉,含蕴着深沈的人生感慨和贞节自励的人生操守,如《人日有怀愚斋张兄纬文》、《李进之迂轩二首》。前者回忆当年诗酒酬唱、慨叹人生易老,但结尾两句“涧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岁寒枝”则暗含对身在元蒙统治中心大都的友人的劝勉,当然也是自励。后首也是与友叙旧,慨叹岁月流转、人生易老,但其中的“书生风味是清贫”“潦倒粗疏我自真”则突显诗人安贫守真、耿直磊落的个性。有的则以奔放之笔,倾吐慷慨激烈的情怀,让人似乎又看到那个酒酣耳热、纵情挥洒的早年的元好问,反映了诗人壮心不已的暮年情怀,这类诗作以长诗《涌金亭示同游诸君》为代表。诗人晚年的咏物诗往往能抓住咏歌对像的某一特征,稍加点拨便生动传神,更在其中注入诗人独特的体悟和感受,其引深和外延,远远超出咏物的本身,如《同儿辈赋未开海棠二首》:“翠叶轻笼豆颗匀,胭脂浓抹蜡痕新。殷勤留着花梢露,滴下生红可惜春”;“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爱惜芳心莫轻吐,且教桃李闹春风”。前者在细腻传神的状物之后,要人们留心滋润花蕾的露珠,莫使它滴下来辜负美好的春光。后一首以花喻人,要她洁身自好,莫轻许与人。两首诗中流露出的对美好事物的珍惜和洁身自好的处世态度,绝不是仅仅对海棠花而言。好问的题画诗更是出于画又不粘滞于画,更注重这种思想含蕴和弦外之音,如《东平李汉卿 二首》(其二):“过眼千金一唾轻,画家元有老书生。草虫莫道空形似,正欲尔曹鸣不平”,与其说是咏歌画家笔下栩栩如生的草虫,赞扬画家画技高超,还不如说是赞美他蔑视世俗、廉洁正直的品格。另一首《陈德元竹石二首》:“万石纲船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时枯。阿谁种下中原祸?犹自昂藏入画图”,更是以画中之石为触发点,由画中之石联想到宋徽宗的“花石纲”,再联想到北宋由此而亡。至于是否联想到金亡和金亡之因,这就要读者去联想了。

  忻州古墓葬诗魂

  元宪宗蒙哥七年(公元1257),好问病故于采风途中的获鹿。其长子元拊并同好问的门生将灵柩运回故乡忻州,安葬于系舟山下故园之东,即今日位于忻州市东南约十里的西张乡韩岩村东北。今日的墓园分为享堂、墓区和野史亭三个部分。墓园正门为牌楼式建筑,四个石柱支撑形成三个拱形门廊,上书“诗人元好问墓园”。进门后为一汉白玉元好问立像,手握诗卷,迎风而立,长髯飘动,似正在吟哦。享厅为五开间,供有元好问的坐像,东西两侧墙上嵌有清代以来的碑刻碣文,其中清乾隆六十年忻州知州汪本直撰写的元好问先生世系略以及元墓墓道图,为我们研究元好问生平和墓葬情况提供了较为可信的资料。

  享厅的后面是“野史亭”,建于民国十三年。是当时的忻州士绅邢宾、陈芷庄从全省集资五千七百六十九块银元修建的,因此也可视作现代陕西民众对元好问的爱戴。亭高三丈六尺,六角攒尖顶形,雕梁画栋、阴刻斗拱,门楣上镌有清代忻州名人徐继畲的手迹“野史亭”三个镏金大字,亭内的正壁是元好问的石刻画像,左右是遗山先生的行、楷、草书六幅墨宝,相当珍贵。亭北有三间大厅,为忻州文士燕集吟咏之所,历代凭吊元好问的诗文也刻石嵌于壁中。

  “野史亭”西约二百米处则是元墓,占地六亩八分。四周围以低矮粉墙,上覆小瓦。墓区正门呈山脊形,一主门两边门,正中匾上为“元墓”二字,为清代忻州知州汪本直手书。墓门内的墓道长约五十米,两旁是一片松林,两侧有石翁仲、石羊、石虎各一对。墓道尽头即是元墓,为园丘状,四周围以石块,中为黄土,墓上灌木丛丛,长藤低垂、墓草青青,正中为一棵古榆,铁干虬枝,块然耸立,亦如好问生前处世为人。墓前有石桌、石香炉供案,供案后有块石碑,高三尺,上书“诗人元好问之墓”,碑阴为清山西道按察使姜彧撰书的墓志铭。元好问一生的主要成就是在诗歌方面,诗人对此也颇为自负,曾嘱咐其门人:“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头树三尺石,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足矣”。元墓如此设置,即是遵从好问的遗愿。坟头植榆,亦是金人风俗,因为“榆”通“余”和“裕”,据说可以荫庇子孙后代福禄绵长,这种风俗一直延续到金的后人满清。

  清代“兴祖直皇帝”福满的永陵,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福陵,以及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顶上也都植有榆树一株,只不过因为是帝陵,称为“圣榆”罢了。所以好问嘱咐其门人他身死之后,不愿有碑志,只设墓头树和书曰“诗人元遗山之墓”的三尺石,其中的民族感情和不愿屈节仕元的高洁操守,自不难看出。

  好问墓的上方有其父元德明、叔父元恪、祖父元滋善和曾祖父元春的墓,右下方为其子元拊,长孙元若祖的墓。

山西忻州元好问墓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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