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著名家教选介(九):张之洞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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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2 28795字阅读95分59秒

张之洞家书

  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其名字或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邀请外国教官训练江南自强军。1900年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与刘坤一、李鸿章等东南督抚实行东南自保,不理会慈禧太后对联军开战的命令。1907年授大学士,9月4日与袁世凯同日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慈禧临终时张之洞以顾命大臣晋封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广雅堂集》。藏书家傅增湘曾将其书、文、函、牍、电稿等辑为《张文襄公全集》,共100余卷。1966年农历九月二十六,张之洞夫妇合葬墓在“扫四旧”中被红卫兵刨开,将张氏夫妇吊在树上月余,至被狗啃食。后被附近南关村村民张执信和一位王姓老人偷偷掩埋。2007年6月,其遗骨被重新安置在南皮县烈士陵园。

  张之洞早年为清流代表人物,后继曾国藩、李鸿章成为洋务派领袖,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并称“翰林四谏”,再加上刘恩溥、陈宝琛,并称为“清流六君子”。 1873年同治帝去世,慈禧为继续掌权而立光绪,遭到大臣反对。张之洞审时度势,上疏迎合慈禧,博得了慈禧好感为之所倚重。他是慈禧扶植起来以抗衡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势力的重要人物,一生在清廷权力的中心周旋,试图以最小代价的改良实现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蜕变。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但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改良派持有不同的主张;对革命党人采取镇压态度。他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华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在1889年至190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八年间,着力扶持民族工业,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兵工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他主持修筑的武昌南北长堤和汉口后湖长堤排除水患,划定了20世纪初的武汉三镇与今天的武汉市相近的城市规模,同时支持民族企业家操办水电等现代化市政建设,为武汉自近代以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1896年回任湖广总督,又按照德国制式改造湖北旧军为新式陆军。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德国教官法金汉后来是一次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张之洞对中国文化建设事业有特殊贡献。先后创建有广雅书院,广东水陆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两湖书院,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维新运动兴起,张之洞之子张仁权亦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张之洞亦捐银以表支持,并和康有为、梁启超多次接触,与维新派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当维新运动渐渐呈现激进态势时,张之洞却表现出很大的反感。1898年,维新运动进入存亡之际,张之洞作成《劝学篇》进呈。《劝学篇》强调“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既批评顽固派的“因噎废食”,也批评了维新派的“舍本逐末”,强调三纲五常乃万世不易之本。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努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戊戌政变失败后,张之洞则以先著《劝学篇》得以免遭处分。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为全国最早采用的近代教育体制;1903年2月在两江总督任上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强调办学首重师范,拟“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并委任缪荃孙负责筹建,为今日南京大学之开端。他非常重视国民教育和图书馆建设,筹资兴建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又在广东创办广雅书局并设立藏书楼,又与端方等人筹办京师图书馆,认为“图书馆为学术渊薮,京师尤系天下视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尽极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亲自选定馆址,购江南著名藏书家归安姚氏、南陵徐氏藏书,并翰林院旧藏合为京师图书馆。并代为制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章程,为国家图书馆建设贡献卓著。

  张之洞为官十分清廉,家有薄田若干,死后不增一亩,所到之处,建设很多,但创设工厂的过程中为国敛财,采取“中饱”、“私规”等违规操作方式,因而得罪了当地富商,被称为“财屠”,与袁世凯的“人屠”(喜好打仗)、岑春煊的“官屠”(喜好弹劾官吏)并称为“清末三屠”。

  作为晚清政治界、思想界、经济界和文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张之洞树敌颇多,生前就被称为“财屠”,死后更是毁誉不一,甚至毁多誉少。去世之际,《天津大公报》评论说:观其一生,“张相国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梁启超则称“张之洞,浮华之人也”。但他主政湖广多年,百姓口碑颇佳。 而且,他在湖北打下的基础,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爆发创造了条件。孙中山曾称“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据张之洞次兄张之清(仲穆)撰写的《又甫府君行状》和从舅父朱琦撰写的《诰授中宪大夫赏戴花翎署贵州分巡贵东兵备道赐卹追赠太仆寺卿又甫张公墓志铭》及《张文襄公年谱》卷1的记载,张之洞有有五子两女。长子张权,又名张仁权,字曾涛,为第一任妻子石氏所生。张仁权有二女:张遵颜、张遵领。次子张仁蠡(905—951)字范卿,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任职于北洋政府教育部,历任郾城县知事、永清县、霸县、丰润县县长。华北事变后投降日本,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伪新民会副会长。1939年4月,任汪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1940年3月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武汉分会副委员长,汪伪天津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解放后1951年被处决。张仁蠡有两女两子:长女张厚茜,目前在美国定居。次女张厚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子张厚珹,北京自来水集团工程师;次子张厚珕,计算机工程师,定居美国。孙张法鹤,目前在台湾。

  《张之洞家书》现行有两种版本:一是1929年北平文华斋刻本《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以下简称“全集本家书”),内容是致叔父、仲兄、子密等人的书札;二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 月出版的《张之洞家书》,为现在通行本(以下简称“通行本家书”)共44封,其中复双亲书40封和致、复儿子书4封。

  自“全集本家书”出版后,许多学者认为此《家书》为伪造。如1929年,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的案语“文襄家书三卷,前两卷考其年代实不相符。其为伪托无疑;1937年,甘鹏云在《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中指出:“原有《家书》一卷,或云非公手笔也,去之。”将其从《张文襄公全集》中剔除;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秦进才在《 辨伪》(《历史研究》2000年2期)中,从虚构人物、不合制度、时间混乱、编造履历、用语错乱、被忽略的兄弟、违背常规的行程七个方面力证“通行本家书”是伪造的,并从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家书》部分后的按语中判断 “全集本家书”也是伪造的。至于伪造者则是张之洞族孙张达骧。但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伪造者并非张达骧,“很大可能是文人所伪造,徒为取得稿费。发行的书贾贪图利润,欺骗读者。”(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196-197页。)至于“通行本家书”则多是真实的(见本文后附录)。有鉴于此,本文选注的“张之洞家书”皆选自《张之洞家书》的第三卷。这部分家书反映的是这位一代名臣对父母的态度,与妻子的关系以及教育儿子如何修身、如何励志和如何治学,这同他著名的《劝学篇》观点是一致的。

                张之洞         北京西城区白米斜街路北张之洞旧宅

致双亲书(说明苦衷)

【原文】

  双亲大人膝下,谨禀者(1)。

  十七日发奉一禀,想已收到。兹儿又有请者(2)。儿自知负罪深矣!为谋升斗之禄,抛乡离井(3),致堂上双亲大人倚闾翘望(4)。两载以还,从未一睹爱子之面(5)。晨昏莫省,温凉莫靖。人之育子,为能服劳奉养也。而儿则千里,不能一代其劳。媳妇在家,本可代尽子职,以博堂上欢心,乃又被不孝儿无端踢毙,横死他乡(7)。岳家责备,舌敝唇焦。大人又爱护不肖儿,故不忍不肖儿缧绁加身(8),代为抚慰,代为服礼,奔走周章,始未成讼(9)。而呱呱小孩从此又不得不烦大人操心操劳(10)!

  育儿至三十岁,亦可体汔享福矣(11),而不肖儿则反以此贻大人以忧,负罪重重,擢发难数(12)。今又为儿谋续弦高氏(13),大人之爱子,亦可云无所不用其极矣。儿苟稍有人心者,何忍再行逆命(14)。但事实有难言者:为事亲抚孩乎,则儿此时身羁豫土,(15)非后岁秋季不能归。即行订婚,亦不能娶。是年半之中,仍与无订婚者无殊(16)。若曰高氏才貌适当,门户亦对,故不疑失此佳妇乎?在大人老成周密,绝无万一之误。且其为儿谋者,必较诸儿自谋者为更佳,(17)此则而绝不敢有所怀疑。然天下多佳妇人,何必止此?若是之意,亦不妨期以来年,俟麟儿服阙后再行订婚。(18)岂此一年半之岁月,而犹不可待?由前而言,无益于大人;由后而言,无损于彼造(19)。而儿之耿耿私衷,所不能忘情于前妻者,亦得自达。纵死者无知,而于而之愚心,则可稍稍安慰矣。何必强人以难堪,贻人以抱痛!(20)若曰为大人计,则堂上事重,儿女事轻,儿亦无后言(21)。而无奈又有所不能,必待儿后岁秋季任满后,始可回家。(22)既不能为堂上计,一切仍由大人操劳,子职终亏,又何必多此一举?而儿中夜以思,所以又不能已于言也。

  大人之爱儿,亦可云至矣尽矣,蔑以加矣(23)!一再宽恕,一再含忍。故儿中心有梗,亦敢恃爱直陈(24)。明知大人或之不许,且斥为荒诞,然在儿终不敢不言以欺大人。万一大人鉴儿苦衷,特予曲恕(25),则儿亦得托大人之庇荫,有以对亡妻于地下,是儿所以不惮诛遣,反复言之于大人前也(26)。

  大人迩来玉体谅已恢元,(27)殊深孺慕(28),务乞善为珍摄(29)。天气渐暑,炎威逼人,儿在外当益小心,饮食更时时注意,绝不敢稍有差池,再贻大人以忧虑也。请释慈系(30)。

   专此叩禀。跪请金安。男之洞百拜。 四月二十三日。
 
【注释】

  (1)双亲大人膝下,谨禀者:跪拜在父母的膝下,谨慎地向你们报告。这是旧时家书的规定格式。禀:禀报,告诉。

  (2) 兹儿又有请者:儿子现在又有所请求。兹:这里,现在。

  (3)“儿自知负罪深矣”:这几句也是自谦、自责之词。责备自己离开家乡求谋求自身发展,比在家侍奉父母。

  (4)致堂上双亲大人倚闾翘望:以至让父母在家乡思念儿子,天天翘首盼望儿子归来。闾(ǘ):原指里巷的大门,这里代指家乡故里。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

  (5)两载以还,从未一睹爱子之面:两年多来,都没见到儿子一面。

  (7)乃又被不孝儿无端踢毙,横死他乡:同治四年(1865) 6月,张之洞在北京翰林院编修任上,与夫人因儿子事发生争吵,石氏被张之洞用脚踢暴毙。

  (8)故不忍不肖儿缧绁加身:不忍心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因犯罪而被捕。缧绁(lei xie)指捆绑犯人的黑绳索,这里指因误伤人命而被捕。

  (9)奔走周章,始未成讼:为此棘手之事到处奔走,才说服亲家没有起诉。周章:周折、麻烦。大费周章,指事情复杂,办起来非常困难。

  (10)而呱呱小孩从此又不得不烦大人操心操劳:张之洞于咸丰四年(1854)娶石氏,咸丰十年(1860) 7月石氏生长子张权,此时五岁。

  (11)体汔享福矣:免于操劳,安享幸福。汔(qì):接近,庶几。

  (12)擢发难数:拔下全部头发,难以数清。形容罪行多得数不清。擢(zhuó):拔下。

  (13)续弦:古人常以琴瑟调谐比喻夫妻关系,故称妻子去世后再娶一位为“续弦”。

  (14)逆命:这里指再次违背父母的意愿。

  (15)身羁豫土:指此时在河南担任督学。豫:河南的简称。

  (16)仍与无订婚者无殊:和订婚前单身的状况没有什么区别。

  (17)必较诸儿自谋者为更佳:比我自己物色的肯定要好。诸:之于。

  (18)俟麟儿服阙后再行订婚:等孙子张权为他母亲守孝期满后我再续弦订婚。 俟(sì):等待;麟儿:长子张权的乳名; 服阙:按儒家礼制,父或母去世,儿子要守孝服丧三年,在官府任职也要辞官回家守孝,称为服阙守制。

  (19)由后而言,无损于彼造:往后说,对女方也没有什么坏处。彼造:佛语,出自《菩提道次广论》:“故彼造者·亦即此之造者”指对方。即父母为张之洞安排续弦的高氏。

  (20)何必强人以难堪,贻人以抱痛:父母大人何必勉强儿子马上续弦,去做这种难以忍受的事,让我非常痛苦呢?

  (21)堂上事重,儿女事轻,儿亦无后言:如果说,父母的事是重要的,子女的事与之为轻,那我也就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22)必待儿后岁秋季任满后,始可回家:必须等我聘期结束,来年秋天才能回家。大概张之洞在翰林编修任上还有一年半时间聘期才结束。

  (23)蔑以加矣:无以复加,已到极至。蔑:没有。

  (24)敢恃爱直陈:胆敢仗着父母的疼爱将内心话说出来。恃:仗持。

  (25)特予曲恕:特别予以回护和宽恕。曲:回护。

  (26)不惮诛遣,反复言之于大人前也:不怕受到严厉责罚,再三将自己的上述想法告诉父母。惮(dàn):害怕,畏惧;诛遣:诛灭和严加谴责,这里是谦辞。

  (27)大人迩来玉体谅已恢元:大概张之洞母亲前段时间身体不好。迩迩(ěr):近来;恢元:元气恢复。

  (28)殊深孺慕:孺,孺子、幼童;慕,追思原意是小孩哭悼追思死去的父母,语出《礼记·檀弓下》:“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后来用以指对父母的孝敬、思募和怀念。殊深:更加深深地。

  (29)务乞善为珍摄:请求父母务必要保重自己身体。珍摄:珍惜保重。

  (30)请释慈系:请母亲释怀,不要牵挂我。
 
【简评】

  这封家书是张之洞写给父母,主要表白自己在妻子暴死后不愿立即再娶的原因。与其虽是反映夫妻情深,还不如说是向亲人表白因自己暴戾导致横死的负疚之意和补过之心。张之洞一生四娶:咸丰四年(1854)冬,在贵州兴义城与父兄一起参加剿灭农民起义军战斗,时年十七岁的张之洞首婚,对方是贵州都匀知府石煦的女儿。石氏温柔贤淑,她身上不仅有着母亲朱氏身上的优良品质,还继承了朱氏的琴艺。咸丰十年(1860)产下长子张权,张之洞此年23岁。就像张之洞在这封家信中所说的那样,石氏在家中“代尽子职,以博堂上欢心”,陪伴张之洞走过闻达之前十多年风风雨雨。同治二年(1863) 3月在族兄河南巡抚张之万幕府任幕僚的张之洞赴京参加会试,被录取中贡生;5月参加殿试,列一等一名;廷式对策列一甲第三名(探花),授职翰林院编修,时年二十六岁。同治四年(1865) 5月,通过散馆考试,列一等第一名,时年二十八岁,此时大概外放在河南任督学。就在一个月后,夫妻间因管教孩子产生龃龉,石氏被张之洞踢倒,鼻内“血流如注”,第二天“凌晨丑时”暴毙(见家信《致双亲书(报告丧偶)》)。

  五年后,同治九年春天,张之洞迎娶湖北按察使(主管一省司法的长官,正三品)唐树义的女儿唐氏。可惜不长,这段婚姻只有两年多,同治11年年底,唐氏病故,给张之洞留下了一个一岁半的儿子。光绪二年(1876)八月,三十九岁的张之洞第三次结婚,迎娶的是他的好友、中国甲骨文的开拓者之一王懿荣的妹妹、四川龙安知府王祖源的女儿王氏。早在六年前,张之洞从湖北任职期满回京,与王懿荣成了好友和邻居,当时,王氏也随哥哥住在北京,是张之洞名副其实的“邻家小妹”。王氏温文贤淑,知书达理,才华出众,张之洞就很喜欢这个邻家小妹,但张之洞刚刚续娶了唐氏,当然不会有非分之想。六年后的光绪二年初,张之洞到四川龙安府主持府考,在王祖源府上见到了四年未见的王氏。他以为王氏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但王家小妹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此时仍然待字闺中。在王懿荣的撮合下,两人八月在成都举办了婚礼。王氏精于绘画。婚后,夫妻俩一个作诗,一个作画,也别有情趣。而且王氏也是张之洞事业上的知音,张之洞无论作什么决定,她都力挺。比如,张之洞决定将自己的工资捐出兴建书院和购买图书,她全然支持;当张之洞将那两万参费银裸捐给贫寒学子时,她也没说出半个不字。但三年后的光绪五年(1879)二月,张之洞第三次经历了丧妻之痛!和他情投意合的妻子王氏病故,给他留下了女儿张仁准。王氏死后,后半辈子张之洞再也没有正娶。他虽然娶了李氏、秦氏等作为侧室,都没有扶正。张之洞后娶的两位都没有相伴过三年,唯有被他踢死的石氏与他相伴的十一年。时议说这是报应,至少也给张之洞终生留下个阴影。

  从这封家信来看,张之洞对自己的鲁莽也是极为愧疚和懊悔的。因为从这封家信来看,父母随后由又他物色了一位伴侣,要他回家订婚。但他一再推阻,反复陈情其“耿耿私衷”,“不能忘情于前妻”,对自己的暴戾的负疚,无“以对亡妻于地下”。作为历史资料,使我们了解这位晚清著名政治家家庭生活和为人性格的另一个方面,对父母的孝顺,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如何在孝顺父母的前提下能不改初衷,实现自己不愧对“亡妻于地下”的赎罪感,以及说服父母的表达技巧,做到孝顺与衷情两全。要知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封建社会婚嫁的铁律。现在,父母物色好了对象,来信要自己回去完婚。既要尽孝道,不违背这条铁律,又要不改初衷,不愧对“亡妻于地下”,这确实是难以两全之事。但张之洞却做到了,而且事实也是五年后续娶,对方也不是父母物色的高氏。那么,张之洞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这封家信有个基调,就是负罪感。这种愧疚之心,首先便现在对自己的父母:为自己“谋升斗之禄,抛乡离井”,两年来不能伺候父母反让父母惦念悬望而愧疚;为父母因为自己的暴戾而到处奔走“代为抚慰,代为服礼”,乃使诉讼平息,免得“缧绁加身”而愧疚;也为代为抚养失去母亲的年幼孩子日夜操劳而愧疚。最后用“育儿至三十岁,亦可体汔享福矣,而不肖儿则反以此贻大人以忧,负罪重重,擢发难数”来总括自己的罪愆。这样,就很自然过渡到自己对妻子的负罪感,以及如何赎罪这个家信中的这个问题。

  自己对不起妻子说的并不多,仅用“媳妇在家,本可代尽子职,以博堂上欢心,乃又被不孝儿无端踢毙,横死他乡”一句带过,因为这种做法和结果以及自己、父母和孩子深受其害,父母已亲身经历,无需再引起痛苦回忆,也非自己写此信的目的所在,所以重点放在心怀愧疚、不愿立即续娶以减轻罪孽这点上。为了能让父母理解,作者作了三层设问,并逐层设答:“为事亲抚孩乎”?这是第一层。回答是:现在身在河南,而且要一年后合约期满才能离开。现在即使答应这门婚事,也无法去订婚,更无法去完婚,因此无法让新媳妇去代替自己“事亲抚孩”;“高氏才貌适当,门户亦对”,现在不定下来,会“失此佳妇”,这是第二层。作者的回答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天下多佳妇人,何必止此”?第二步是个让步句式:即使这样的“佳妇人”,不娶进门实在可惜,也不妨一年半后等我合约期满回乡再办,“岂此一年半之岁月,而犹不可待”其理由除此之外,又加了一条:“俟麟儿服阙后再行订婚”。孩子为母亲守孝三年,这也是天经地义,这是亦为人父母者亦必须遵守的。“为大人计”,父母年龄大了,应当尽快成家以慰高堂,这是第三层设问。作者的回答是:这个理由很正当,但实现不了,原因是前面已说过:合约未满,一年半内无法离开河南回乡完婚,让新媳妇在高堂事亲。“一切仍由大人操劳,子职终亏,又何必多此一举”?

  这封家信或者说作者高明之处在于,不愿立即续娶的真正原因是心怀愧疚、以不愿立即续娶减轻罪孽,但首先却采用上述当时排除法,来化解父母或者亲族要自己立即订婚的三个理由。事实证明作者是成功了:五年后作者方续娶,而且是在湖北学政任上自己选择的同僚湖北按察使的女儿唐氏。张之洞的父母之所以能此信说服,除了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理由很充分外,与他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真情也有很大关系。信的一开头,就是深深地自我谴责:“儿自知负罪深矣!”。随后又不断重复和加深这种负疚感和表达对父母关爱的感激之情,如“而不肖儿则反以此贻大人以忧,负罪重重,擢发难数”;“大人之爱儿,亦可云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最后又以对父母健康的挂念作结:“大人迩来玉体谅已恢元,殊深孺慕,务乞善为珍摄。”即使是注意自己的饮食起居,也是为了免得父母的挂念悬心。这种对父母的感激深情自然能化解违背父母安排,不愿立即回家订婚的不快。另外,在作三层设问设答来排除回乡订婚理由时,也是先肯定父母的思虑是为儿着想,安排也比自己考虑的周密,然后再作“但是”之类的转折,如先说父母为儿觅得的高氏是“才貌适当,门户亦对”的“佳妇”,肯定“大人老成周密,绝无万一之误。且其为儿谋者,必较诸儿自谋者为更佳”,然后再用上述的两步走作为回答;下面的“明知大人或之不许,且斥为荒诞,然在儿终不敢不言以欺大人”则有改为让步句式,以表明心迹;“若曰为大人计,则堂上事重,儿女事轻,儿亦无后言”又改为假设句式,然后再证明这个假设是无法实现的。所有这些设问设答句式上的变化,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对暴死的妻子心怀愧疚、以不愿立即续娶来减轻罪孽。可谓万变不离其宗。但由于采用这些让步转折句式,让父母感到孩子的内心对自己是尊重的,不接受自己的主张是情势所系,迫不得已。张之洞能考中第三名状元,确实是实至名归!

  最后想说的是,这封家信在如何对待父母,尤其是如何处理父母与己意见不同时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这封信很大程度上是后人编造的,因为其中有多处皆与史实有违:

  根据这封家信中提供的资料,因是写于张之洞在其族兄时任河南巡抚的张之万处任幕僚。按信中说的离开双亲已“两载以还”,还有一年半才能返乡,大概在张之万幕府已经有一年半左右,按《张之洞年谱》:同治元年(1862) 4月,张之洞赴京应会试,落榜,入河南团练帮办毛昶熙幕府。8月,入河南巡抚张之万幕府,时年二十五岁。根据此信所涉及到的时间及后面的落款,写此信的时间应是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此时张之洞二十七岁。此时张之洞的父母皆早已亡故:张之洞的张锳道光六年(1826)在贵州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等地知县,后升任黎平府知府。据《贵州通志》为人“刚介鲠直,不阿上司”。道光二十年(1840)张锳调任兴义知府,母亲朱氏就于当年去世,张之洞始三岁。咸丰四年(1854)张之洞在兴义与父兄一到参加剿灭农民起义军的战斗,时年十七岁。第二年秋,父令其北赴京参加礼部试。咸丰六年4月在礼部考试中考取觉罗官学教习,8月 父病死军中,张之洞时年十九岁。由此看来,时年二十七岁的张之洞不可能写这封给父母大人的信。即使是写给母亲,也是继母。

  至于为何要编造这封给父母大人的信件,反复表明心迹,对暴死的妻子心怀愧疚,要以不愿立即续娶来减轻罪孽。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张之洞的后人要为张的这种暴戾行为开脱一点罪责,改变一点形象。

与儿子书(训诫用功)

【原文】

  吾儿知悉: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1),为父未尝一日忘汝。父母爱于,无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不离汝,然必令汝出门者(2),盖欲汝用功上进,为后日国家干城之器(3),有用之才耳。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4),边境屡失,腹地亦危(5)。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治国之道不一,而练兵实为首端(6)。汝自幼即好弄(7),在书房中,一遇先生外出,即跳掷嬉笑(8),无所不为。今幸科举早废(9),否则汝亦终以一秀才老其身,决不能折桂探杏(10),为金马玉堂(11)中人物也。故学校肇开(12),即送汝入校。当时诸前辈犹多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决非科甲中人(13),故排万难以送汝入学校,果也除体操外,绝无寸进。余少年登科,自负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愤愧欲死。然世事多艰,习武亦佳,因送汝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业(14),不与汝之性情相违。汝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15)。勿惮劳,勿恃贵(16),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国家正在用武之秋,汝只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17)。志之,志之(18),勿忘,勿忘。

  抑余又有诫汝者(19):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20),无人不恭待汝。今则去国万里矣,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21),万一不幸肇祸(22),反足贻堂上以忧。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23),苦身戮力(24),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而可借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服官一品,名满天下而后得一官一职(25),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予智自雄(26)。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27),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此则非余之所望于尔也,汝其慎之。寒暖更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28),即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费精神,抛荒学业。万一被人发觉,甚或为日本官吏拘捕,则余之面目,将何所在?汝固不足惜,而余则何如?更宜力除,至嘱,至嘱!

  余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系念。汝尽心求学,勿妄外骛(29)。汝苟竿头日上(30),余亦心广体胖矣。

父涛示(31)。五月十九日。

【注释】

  (1)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指次子张仁蠡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2)然必令汝出门者:然而一定要你离开父母走出国门的原因。

  (3)干城之器:保卫国家的重要将领。干城,即盾牌和城墙,比喻捍卫国家的将士。语出《诗经·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4)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不断挑起事端。

  (5)边境屡失,腹地亦危:指1841年中英南京条约后,尤其是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所经历的中法战争后,西方列强陆续侵占台湾、香港和中国镇南关一带,武汉、天津内地也有西方列强的通商口岸。

  (6)而练兵实为首端:训练出一支能够打仗的部队实为强国的首要任务。

  (7)好弄:喜欢玩耍。

  (8)跳掷嬉笑:蹦跳、投掷、嬉笑打闹。

  (9)幸亏科举早废:幸亏早就废除了科举。明治维新后,日本在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取得的重大胜利。在此刺激下,国人要求立即废除科举的呼声大为高涨。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按:此信中张之洞自称是“余五旬外之人也”,但按《张之洞年谱》光绪三十二年(1905),应是六十八岁,应是““六旬外之人也”。但此时张仁权早已回国。

  (10)折桂探杏:指考中举人和进士。科举制度中的乡试(考中为举人)在每年的秋季举行,此时桂花飘香,所以此榜称为“桂榜”,考中者称为“折桂”。礼部举行的会试和接着举行的殿试在每年春季举行,红杏初放,所以此榜称为“杏榜”,考中的进士称为“探杏”。

  (11)金马玉堂:旧指翰林院或翰林学士。“金马”,汉代的金马门,是学士待诏的地方;“玉堂”,玉堂殿,供侍诏学士议事的地方。

  (12)开:开始。肇(zhào),初始。

  (13)科甲中人:通过科举考试中举的人。“科”,科考,科举考试;“甲”, 甲榜,是科举制度中考中进士的别称。因举人、进士各为一榜,进士为甲榜,举人为乙榜。

  (14)日本士官学校肄业:日本士官学校全称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874年正式建立。第一期学员入学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下设步、骑、炮、工4个专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陆军士官学校被撤销。肄(yì)业:习修学业。

  (15)尽得其奥:完全了解其中的奥秘。

  (16)勿惮劳,勿恃贵:不要害怕劳累,不要倚仗自己高贵身份。惮(dàn):畏惧;恃(shì):依仗。

  (17)汝只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不己知:你只需要担心自己不能自强自立,不必担心别人不了解你。

  (18)志之:牢牢记住。

  (19)抑余又有诫汝者:我还有话要告诫你。
抑(yì):抑或,这里是表示连接的文言词,相当于“还是”。

  (20)贵介子也:尊贵者的孩子。刘伶《酒德颂》:“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此时张之洞是湖广总督,一品大员。

  (21)将不复可挟:将不能在作为仗持了。

  (22)万一不幸肇祸 :万一不幸闯祸。

  (23)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你今后要把自己当成平民百姓,低贱的士卒。在封建社会,士卒的地位很低下,俗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

  (24)苦身戮力:艰苦奋斗,竭尽全力。戮(lù),合力,并力。

  (25)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封建时代有“荫恩”制度。即高级官员的儿子可以赐给一定的官职。庇:荫恩、庇护。

  (26)予智自雄: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

  (27)亲炙之:亲身受到熏陶。炙(zhì):烧烤,比喻受到熏陶。

  (28) 狭邪:本指小街曲巷,如北周·庾信《卫王赠桑落酒奉答》诗:“愁人坐狭邪,喜得送流霞”。后来多代指“妓女”或“妓院”。

  (29)勿妄外骛:不要胡思乱想,用心不专。妄:胡乱;骛(wù):追求。

  (30)竿头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31)父涛示:张之洞号“香涛”。示:古人书信中长辈或上级给晚辈或下级写信落款处称“示”。也可作为对来信的敬称,如“赐示”。
 
【简评】

  这是张之洞给留学在外的儿子张仁蠡的去信。同治九年(1871)春天,张之洞迎娶湖北按察使唐树义的女儿唐氏。可惜不长,这段婚姻只有两年多,同治11年年底,唐氏病故,给张之洞留下了一个一岁半的儿子张仁蠡。从信中所说的“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和“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终以一秀才老其身”,此信应写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四日前后。因为1905年,袁世凯会同张之洞、周馥、岑春煊、赵尔巽、与端方等地方督抚大员一起上奏朝廷,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举的意见,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清廷随后发布谕旨,宣布从“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三十二年张仁蠡三十四岁,张之洞六十九岁。这与随后“七月十一”写的第二封《与儿子书(力戒妄交)》中所说的“汝年已而立”和“父年力虽衰、精神甚健”相吻。到第二年光绪三十三年就改任体仁阁大学士、补授军机大臣,离开湖北。9月到京,奉旨管理学部事务了。再从从信中所说的“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和落款“五月十九日”来推断,写此信的时间应是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四日。

  此信主要表现了张之洞的家国情怀,其意义主要有二:

  第一,它告诉我们怎样才是关爱子女。正如信中所言,张之洞此时“服官一品,名满天下”,张权不仅是“总督大人之贵介子”,而且是长子,且又是五岁丧母,母亲又是被张之洞在争吵中踢毙,因此他对此儿特别怜爱,信中所说的“父母爱于,无微不至,其言恨不一日不离汝”绝非虚语。但是张之洞却让他远出国门,到当时贫寒人家子弟也视为畏途的异国他乡去学习军事,锻炼身心,而且反复告诫他一是要“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二是要“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将来即使为官作宦“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予智自雄”;三是要约束自己,检点行为“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这对今日如何教子,尤其是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的官二代、富二代,其冰鉴之用,自不待言。

  另外,培养孩子要关注孩子的特长,尊重孩子的意愿。张之洞少年及第,十六岁中解元,廿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又为清流领袖。自然愿意孩子走读书做官这条路。但是,他发现张权不是这块料,因为他“自幼即好弄”,不喜读书,因而作出判断,张权“决不能折桂探杏,为金马玉堂中人物”,因而不顾“诸前辈犹多不以然”,毅然决然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送其入新式学校。张权在学校的表现“除体操外,绝无寸进”,更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判断。即使自己“少年登科,自负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愤愧欲死”,还是从实际出发,让孩子弃文习武,送到日本去学习军事。这就叫因材施教,这就叫尊重孩子的特长和爱好。想今日,有的家长为了高考或中考能加分,或者能上基础知识分要求不高的体育、艺术类学校,逼着孩子去学他根本不感兴趣的钢琴古筝,油画素描,体操球类,搞得孩子垂头丧气,学习路上如被押之囚犯,自己也护送陪读,搞得疲惫不堪!

  第二,反映了张之洞作为一代名臣的救国方略和献身精神。

  张之洞是位爱国者。他不满晚清的腐朽政治,希望革新图强。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深度的认识,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改良派们所认同的开放主张,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华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中国文化和教育事业也有着特殊贡献。面对着“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屡失,腹地亦危”百孔千疮的晚清社会,他认为“振兴之道,第一即在治国”。而“治国之道”,“练兵实为首端”。作者这一治国主张,是经历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与列强抗争的惨痛教训得出的,其中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光绪六年(1880) 1月,时为司经局洗马的张之洞上疏,言《中俄条约》的“十不可许”,力主整修武备,治出卖主权的崇厚以“应得之罪”; 光绪九年(1883)任山西巡抚期间,便开始将。“练兵实为首端”这一治国主张付诸实践:筹办山西练军,调李先义、吴元恺等管带操练。1884年张之洞被调任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积极主战,支援台湾抗法斗争,建议清廷收编刘永福的黑旗军。他还启用老将冯子材入越南作战,取得镇南关大捷。后清廷一意屈辱求和,“不败而败”,张之洞“愤愤欲死”。 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任两湖总督,作为大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他开始系统地实行“练兵实为首端”治国主张:光绪十五年4月,筹建枪炮厂于汉阳大别山;五月,建成铸钱厂;11月 晓谕两湖商民自购机器开采煤矿;光绪二十年2月 炼钢厂开炉; 6月 筹练自强军,扩充湖北枪炮厂。自己炼钢铁,自己造枪炮子弹,装备自己新建的军队“自强军”(后来改称“绿营兵”),这就是张之洞付诸实践的“练兵实为首端”的“治国之道”。但“练兵”仅有装备还不行,关键还得有教官,张之洞一方面从德国请教官,但关键还得自己培养,于是,张之洞又一次为天下先,将自己的次子送到当时贫寒人家子弟也视为畏途的异国他乡去学习军事。为什么选择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为日本是明治维新后才改变落后面貌的,这与中国差不多,也与张之洞的改良主张相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次年迁往大阪,称大阪兵学寮。1871年迁往东京,称东京兵学寮。1873年海军兵学寮成立后,改称陆军兵学寮。1874年,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建立陆军士官学校,首任校长为曾我祐准,由陆军卿直接领导1875年,第一期学员入学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制3年,下设步、骑、炮、工4个专
  业1896年增设后勤专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陆军士官学校被撤销。该校重视军国主义精神教育,强调提高学员的文化水平和战术素养,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其中6人曾担任内阁首相。张之洞希望自己的长子在这所军校内“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今后成为“正在用武之秋”的“国家干城之器,有用之才”。张之洞的救国方略正确与否,自然值得商讨,但其为国图强的愿望以及为国舍亲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

  同上封《致双亲书(说明苦衷)》一样,这封《与儿子书》也有一些与历史相违背之处。如上所言,科举考试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废除的。信中张之洞对张仁蠡说:“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终以一秀才老其身”此信就应当在光绪三十二年。按《张文襄公年谱》1906年张之洞69岁,这与信中说的“余五旬外之人也”不相吻合。如果说“五旬外”似“六旬外”之笔误,张仁蠡出国留学又应是24岁(时间推断见上封信),这与信中所说的“汝年已而立”又相差甚远。

与儿子书(力戒妄交)

【原文】

  示谕吾儿知悉:
  
  近阅报载,康、梁等自逃显僇(1)后,避居扶桑(2),日以革命邪说瞽惑人心(3)。年少子弟喜新厌故,多盲从之。吾儿谅不至此。然汝性情粗浮,血气方刚,年幼时又未尝一读圣贤书(4),难保不为人诱。此则灭门之事(5),非可儿戏者也。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6)。列祖列宗,又深仁厚泽(7),施于臣民,从无一代非贤主者。吾人厚受国恩,正当尽致身之义(8),以报答君上。不宜妄听邪说,以自外生命。康梁之徒,昔尝以奸说离间两宫(9),谋害忠良,以实行其操、莽之事(10)。幸天佑大清,为御史杨崇伊告密,(11)得于一夕之间耔平大怼(12),此正中国之福。今又以惑在外子弟,自正可为痛恨。

  吾儿如遇此者,应掩耳而走,勿为所迷,是为至要。汝须知,汝之今日得以安然求学者,其原何在?不过汝父任两湖总督,有力以供汝求学耳。而汝父之得有今日,其原又何在?实早受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13),总之草茅之中,置身青云之上(14),使汝之有力读书。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受人一饭,尚报予金,况自顶至踵靡不戴其泽乎(15)!而可昌言排满,昌言革命,以自重罪戾乎?汝又知父之所以令汝不远万里,而去国求学者,又为何故?即汝学成归来,得以上致君下泽民耳。若所学未遂,而先无父无君,是余遣儿求学何如?反不如使之一物不知,尚得保其天年(16),保其家室。

  况革命之说,本为一二叛徒之邪育(17)。儿何可舍汝父金玉之良规而从具做贼(18)!此更冀吾儿注意者也!民生有三,事之如一(19)。天地而下,君亲为长(20)。既可以无君,即可以无父,余尚何必有此叛逆之子乎!余固知汝必不为此,然不可以不叮咛告诫,以导汝于正。或者叛徒施其伎俩,以汝为现任两湖总督之子,奇货可居,万端引诱,结果彼革匿迹无恙(21),而汝反不保其身,即父兄亦同丧于是。故尤不得不事先预防,反复申诫。汝年已而立(22),尚不至绝无心肝,切记切诫!

  儿近日身体如何,起居饮食务须注意。父年力虽衰,精神甚健。家中大小,亦均平安,儿不必悬系。

父涛示。七月十一日。

【注释】

  (1)康、梁等自逃显僇:康有为、梁启超自己逃出免遭杀戮。显僇(lù):杀头。僇(lù):同“戮”。

  (2)扶桑:本是一种属于锦葵科的常绿灌木,学名朱槿。在上古传说中它是一种神木,太阳栖息在上面。《山海经》:“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因日本被古人认为是日出之地,因此又被称为“扶桑国”。

  (3)日以革命邪说瞽惑人心:天天用革命的邪说来蛊惑人心。瞽(gǔ)惑:即蛊惑,使人心意迷惑。蛊是一种用于巫术的虫子,巫者用它使人丧失自制力而加以控制摆布,类似催眠术。

  (4)“然汝性情粗浮”句:见上封五月十九日《与儿子书》中对张仁蠡的评价。

  (5)灭门之事:古代的叛逆谋反是大罪,不但本人要杀头,还会株连父母、兄弟等九族都要诛灭。

  (6)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自夏商周以来,建国最守正道的,要数清朝。三代:指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夏、商、周。

  (7)深仁厚泽:清朝诸帝,个个深怀仁义之心,德泽深厚。

  (8)尽致身之义:以自己身家性命来报答大清皇上的深情厚义。

  (9)昔尝以奸说离间两宫:过去曾经以奸邪说法挑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不和。

  (10)以实行其操、莽之事:来实现像曹操和王莽那样的大逆不道篡位之事。操:曹操(155~220)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但在传统文化中,他是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阴谋家。在用阴谋手法掌握大权后,取代汉朝,由其子曹丕称帝,建立魏国。被追尊为武帝。莽:即王莽(前45年—23年)字巨君,受汉朝的刘氏禅让,建立了“新朝”。古代史学家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其是篡位的“巨奸”。

  (11)为御史杨崇伊告密:杨崇伊,清代光绪六年庚辰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由庶常授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强学会被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和珍妃的老师。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跑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500字左右的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就在杨崇伊请太后“训政”折呈上的同一天,谭嗣同带着光绪的“密诏”,深夜访袁世凯,嘱他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但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康有为、梁启超闻讯潜逃,变法失败。

  (12)耔平大怼:铲除大祸害。耔(zǐ):除草培土;怼(duì):怨恨。

  (13)德宗及西后皇上之厚恩:德宗:光绪皇帝的庙号;西后皇上:即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全名叶赫那拉氏,咸丰皇帝的妃子,同治皇帝生母,因有东官太后慈安,慈禧为西宫,所以又被人们称为西太后。

  (14)总之草茅之中,置身青云之上,意谓德宗及西后皇上将他从一介平民提拔为一品大臣、封疆大吏。总:同“搃”,擢拔。

  (15)自顶至踵靡不戴其泽乎:浑身上下都沐浴着皇上的恩泽。踵:脚后跟;靡:没有。

  (16)保其天年:保住性命。天年:人的寿数。

  (17)邪育:邪恶的思想灌输。

  (18)从具做贼:跟随他们一同去做叛贼。具:同“俱”,一同。

  (19) 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对父亲、对老师、对君主都要恭敬伺候。民生有三指“父、师、君”。语出《国语晋语一》:“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

  (20)天地而下,君亲为长:除了天地之外,君主和父亲是最应该尊敬的。

  (21)彼革匿迹无恙:那些革命党人藏匿起来安然无恙。

  (22)汝年已而立:你已超过三十岁。语出《论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简评】

  这封家信是写给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次子张仁蠡的,背景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辗转到了日本之后。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企图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维新派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宣传变法主张,受到少数官僚赞助。光绪接受维新派改革方案,1898年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103天里颁布数十条维新诏令。新政主要内容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逮捕维新派。变法骨干谭嗣同、康广仁等被害,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继续在香港、台湾、南洋、日本、加拿大等地海外华侨中宣传维新主张。光绪二十五年7月20日,康有为与李福基等创设保皇会,以保救光绪帝,排除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顽固势力为宗旨,康有为遂成为保皇派首领。

  张之洞在这封家信中,要在日本的学习的儿子远离康梁保皇党,并历数戊戌变法以来康梁的种种罪行,表现出忠于大清帝国的洋务派鲜明政治立场。

  在表达方式上,为说服次子远离革命党,家信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说服教育:从反面来说,一是历数戊戌变法以来康梁的种种罪行,要儿认清其“叛徒之邪育”面目;二是一旦信其邪说,加入逆党的可怕后果:“此则灭门之事,非可儿戏者也”;三是揭露康梁的诱其入逆党的险恶用心:“以汝为现任两湖总督之子,奇货可居,万端引诱,结果彼革匿迹无恙,而汝反不保其身,即父兄亦同丧于是”。从正面来说,一是恭颂大清历代皇帝是中国历朝最优秀的:“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列祖列宗,又深仁厚泽,施于臣民,从无一代非贤主者”;二是对张家有厚恩:将自己“总之草茅之中,置身青云之上,也使“汝之有力读书。一丝一粟,皆出自大清之赐”。应当粉身图报,万不可背恩忘本。

  通观这篇家信,有两处颇可咀嚼:一是此时张仁蠡可能已与保皇党有接触或倾向革命,张之洞可能有所觉察。从信中所说的“反不如使之一物不知,尚得保其天年,保其家室”;

  “儿何可舍汝父金玉之良规而从具做贼!此更冀吾儿注意者也”;“余固知汝必不为此,然不可以不叮咛告诫,以导汝于正”等话中的弦外之音,可以将其端倪。如从张之洞父子与康、梁的关系来看,康梁在日本接近张仁蠡也很有可能: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等“公车上书”不达,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而“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于当年11月在北京成立“强学会”。 强学会甫有成议,康有为又南下南京游说“洋务派”首领之一张之洞,拟在“南北之汇”的上海组织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张之洞长子张仁权即为发起人之一。张之洞资助学会办报款白银八百两、申洋一千零三十元,在李鸿章、刘坤一等洋务派大员中金额最多,占全部资助经费百分之六十以上。另外就是张之洞在信中所担心的:“汝性情粗浮,血气方刚,年幼时又未尝一读圣贤书,难保不为人诱”。张仁蠡的一生行径也证实了张之洞的担心。也许因为他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段经历,这个学校的许多毕业生都成为侵华日军中的高级军官和骨干。张仁蠡在华北事变后投降日本,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民政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伪新民会副会长。1939年4月,任汪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1940年3月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武汉分会副委员长,汪伪天津市市长兼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解放后1951年被处决。可能就是“为人诱”的结果。

  第二点颇可咀嚼之处是:信中对大清王朝讴歌太过,认为这个一直不被汉族士大夫认可的异族政权超过商汤、周文王,更胜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自三代以下,得国之正,莫如大清”。这种缺乏常识的话应当不会出自进士第三名探花郎之口,更不符合批评朝政、不知忌讳的清流领袖之口。张之洞甚至在临死前还对前来探病的摄政王载沣当面直陈,希望他不结朋党,秉公持国。因此,与第一点连起来参考,我以为这是为张仁蠡万一陷入逆党后为家庭留下的救命生机,体现来这位一直身处政治漩涡中的晚清名臣心机的缜密和善为身谋。而且这在先前已有过验证:戊戌变法之前,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张之洞就未雨绸缪写了一篇震动颇大的《劝学篇》。书中强调“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既批评顽固派的“因噎废食”,也批评了维新派的“舍本逐末”,强调三纲五常乃万世不易之本。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清廷将张之洞所著《劝学篇》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令其广为刊布。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党要追究张之洞倡导维新,并与康、梁等交往之罪。保护他的慈禧太后就以张之洞事前所著《劝学篇》“重名教而杜卮言”,得以免遭处分。因此,此信中对大清的过于失实的褒扬实际上是故伎重演。

与儿子书(力诫节俭)

【原文】

  示谕吾儿知悉:来信均悉,兹再汇汝日本洋五百元,汝收到后,即复我一言,以免悬念。儿自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何携去千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汝此去,为求学也。求学宜先刻苦,又不必交友酬应,即稍事阔绰,不必与寒酸子弟相等,然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何四月未满,即己告罄(1),汝果用在何处乎?为父非吝此区区,汝苟在理应用者,虽每日百金,力亦足以供汝(2),特汝不应若是耳。求学之时,即若是其奢华无度,到学成问世将何以继?况汝如此浪费,必非饮食之豪,起居之阔,必另有所销耗。一方之所销耗,则于学业一途,必有所弃,否则用功尚不逮,何有多大光阴,供汝浪费?故为父于此,即可断汝决非真肯用功者,否则必不若是也。且汝亦尝读《孟子》乎?大有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3)。吾儿恃有汝父庇荫,固不需此,然亦当稍知稼稿之艰难,尽其求学之本分。非然者,即学成归国,亦必无一事能为,民情不知,世事不晓。晋帝之“何不食肉糜”(4),其病即在此也。况汝军人也,军人应较常人吃苦尤甚,所以备戮力王家之用(5),今汝若此,岂军人之所应为?余今而后恐无望于汝矣!余固未尝一日履日本者也,即后日得有机会东渡,亦必不能知其民间状况。非不欲知也,身份所在,欲知之而不得。然闻人言,一学生之在东者,每月有三十金,即足维持。即饮食起居稍顺适者,每月亦无过五十金。今汝倍之可也,亦何至千金之赀,不及四月而消亡殆尽,是必所用者,有不尽可告人之处。用钱事小,而因之怠弃学业,损耗精力,虚度光阴,则固甚大也。余前曾致函戒汝,须努力用功。言犹在耳,何竟忘之?虽然成事不说,来者可追(6),而今而后,速收妆邪心,努力求学,非遇星期,不必出校;即星期出校,亦不得擅宿在外,庶几开支可省,不必节俭而自节俭,学业不荒,不欲努力而自努力,光阴可贵。求学不易,儿究非十五六之青年,(7)此中甘苦,应自知之,毋负老人训也。儿近日身体如何?宜时时留意。父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皆安康,汝勿念。

父涛白。八月初九日。

【注释】

  (1)告罄(qìng):财物用尽。“罄”本义为器中空,引申为“尽”。

  (2)汝苟在理应用者,虽每日百金,力亦足以供汝:假如你把钱财用在正当的地方,即使每天用掉百两纹银,我的财力也足以供给你。

  (3)《孟子》乎?大有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孟子》这段原话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意思是说:上天将要降落重大责任在这样的人身上,一定要道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以致肌肤消瘦,使他受贫困之苦,使他做的事颠倒错乱,总不如意,通过那些来使他的内心警觉,使他的性格坚定,增加他不具备的才能。“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两句是张之洞的话,意思是:一个人只有经过内心痛苦的长期思考后,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衡虑:长时间的考虑。

  (4)晋帝之“何不食肉糜”:晋帝是指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白痴皇帝是西晋惠帝司马衷。晋武帝司马炎的嫡次子。有次他出外听到青蛙叫声,便傻乎乎地问侍从:“为官乎?为私乎?”(这些青蛙是公家所有是私人所有的)侍从听了哭笑不得,无法回答,只得敷衍道:“在官田为官,在私田为私”。 此人不知民生艰难的典型名言就是“何不食肉糜”。有一次,全国闹饥荒,老百姓没饭吃,饿死无数。这个白痴皇帝听了大臣汇报后,感到很奇怪,竟问待臣说:“老百姓不吃肉粥?”王公大臣们知道惠帝是个白痴后,便都心怀不轨,最后终于爆发了骨肉残杀的“八王之乱”、“五胡”入侵,天下扰攘,生灵涂炭。惠帝本人在糊糊涂涂做了17年皇帝后,也受尽磨难,被人下毒而死。不久,西晋灭亡。

  (5)戮力:全力以赴。

  (6)成事不说,来者可追:过去之事就不提了,但今后要补救,不能再这样。成事:同“陈事”,已过去之事。

  (7)儿究非十五六之青年:按上两封《与儿子书》计算,张仁蠡此时已三十四岁。
 
【简评】

  这封给次子张仁蠡的信,当在前两封信之后。第一封《与儿子书(训诫用功)》落款时间是五月十九日,信中提到儿子离家已经半月。此信落款为八月初九日,相距时间为三个多月,这与信中说“儿自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时间上吻合。

  宋代名臣司马光有封训诫儿子司马康要节俭的很有名的家书,叫《训俭示康》。信中有许多名言,如“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故曰:侈,恶之大也。”张之洞同样为一代名臣,当朝一品,自然明白节俭的重要性。信中说:“汝果用在何处乎?为父非吝此区区,汝苟在理应用者,虽每日百金,力亦足以供汝”。之所以要在日求学的儿子节俭,是因为奢华对求学不利:“若是其奢华无度,到学成问世将何以继”?是浪费时间,葬送青春:‘一方之所销耗,则于学业一途,必有所弃,否则用功尚不逮,何有多大光阴,供汝浪费?”现在那些送到国外留学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别墅、跑车,爱马仕名包,波士、乔治·阿曼尼西服,江诗丹顿手表,饮食起居一掷千金,自以为为父是身居要职或富可敌国,“虽每日百金,力亦足以供汝”

  岂不知是荒了学业也坏了秉性。真应该好好读一读张之洞这篇《与儿子书》。

附录

《张之洞家书》辨伪(节录) 秦进才

  二、家书传播的源流

  《张之洞家书》出于后人伪造可以确定无疑。

  首先传播《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但笔者没有找到最初的版本。笔者看到的有中央书店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1935年10月版增列丛书名《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也有时作“清代名人”。编次者为虞山襟霞阁主人,出版者为平如衡。

  据《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载:“平襟亚(1892-1980),江苏常熟人。原名平衡(执律师业悬牌用),字襟亚(与名并行),别号襟亚阁主人,室名襟亚阁。”“曾执行律师业,办中央书店,创刊《万象》及《万象十日刊》。”虞山,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77《苏州府一·山川》载,在今江苏常熟县西,相传虞仲治此,故名。《张之洞家书》版权页上的虞山,实际上代指江苏常熟;襟霞与襟亚谐音,由此可知,虞山襟霞阁主人,即常熟襟亚阁主人,也就是平衡。平衡为编辑整理者。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小32开本,74页,每页13行,每行31字,铅字排印。前有著者小史,与家书内容相吻合,把留学日本、回到武昌后堕马而死的张之洞的孙子张厚琨说成张之洞的儿子,把《劝学篇》写成《劝学录》等,又提到张有孙二人:厚谷,任奉天督导秘书;厚璟,任浙江财政厅厅长。收录内容即为致、复双亲书40封和致、复儿子书4封,没有年代而有月、日。在每封致、 复双亲书后的括号内,有报告赴豫、感谢结讼、报告赴怀等。其实,“报告”是张之洞生前所深恶痛绝的新名词。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奠定了伪造的《张之洞家书》流传的基础,后经多次再版,流布甚广。

  其次的传播者是上海广益书局。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4 月出版由周惟书(维立)编校的《清代四名人家书》,32开本,192页,每页18 行,每行43字,前有南汇朱太忙序,收录林则徐、彭玉麟、张之洞、李鸿章四人家书350封,其中96页至137页为张之洞家书,从内容到标题,与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完全相同,偶尔多了几个错字,如七月十一日致儿子书把“两湖总督”印成“两广总督”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时,收录上海广益书局本的《清代四名人家书》,编为第63辑第624册,由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影印, 上海广益书局本因而广为流行。

  第三个传播者是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 月该社出版基本参考上海中央书店《清朝十大名人家书》而编校的《清代十大名人家书》。该书《前言》指出《清朝十大名人家书》“里面不乏赝品,或鱼目混珠、真假参半”,并以林则徐、郑板桥家书为例。整理者虽然基本上依据民国年间上海中央书店的版本,但有善本可据的,则择善而从,已经考证出来的伪造者,如《林则徐家书》,则摒弃不录,而补以翁同龢家书。整理出版者立意很好,有些考订做得也不错,但对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则没有一句批评,而是基本上照搬上海中央书店本,依然是那44封家书。编排顺序也依然如故,只是删去致、复双亲等书后括号内的寄回俸银等提要性文字,把竖排繁体字本变成横排简体字本,把断句变成标点符号,但有些字不合规范,如把“惟”改为“唯”等。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脱漏衍误,如“世丈”误为“世长”、“无穷”误为“无躬”等,格式上也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些尚属小毛病,或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的出版又使伪造的《张之洞家书》继续流传。

  此外,在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出版的《清代名人家书》影印本和湖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的《清朝十大名人家书》校点本中,均有与上述内容完全相同的《张之洞家书》。

  三、伪造张之洞家书的真相

  伪造张之洞家书,并非近年才发现。

  1929年,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的案语中指出:“文襄家书三卷,前两卷考其年代实不相符。文襄尊人春潭先生在贵州办贼,咸丰六年七月卒于军,时文襄年方二十岁。文襄同治二年癸亥成进士,入词林,距春潭先生之殁已八年矣,不知何以是年中式后有致双亲诸书。且文襄会试中式一百四十名,而致双亲第一书中言中进士第四名,名次不符若此,其为伪托无疑。但此三卷,实自其族中某人处得来,不解何故。今谨删去二卷,只留一卷,然亦无甚关重也。”

  1937年,甘鹏云在《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中指出:“原有《家书》一卷,或云非公手笔也,去之。”他在《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后记》中又指出:“原有《家书》一卷,公子燕卿、范卿均云沪上赝作,议不印,置不校,非阙也。”当时,正是《张之洞家书》传播兴盛之时,1936年4月,上海广益书局出版《清代四名人家书》, 其中有《张之洞家书》;同年5月,上海中央书店印行《张之洞家书》第7版。甘鹏云删去《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说明是“沪上赝作”,使人们清楚了《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是伪托的赝品,但可惜并没有说明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也是伪作,也没有指出具体的伪造者。

  20世纪60年代,陈恭禄教授在讲中国近代史料学时指出:“张之洞后裔否认家书的真实性,编者未说明家书的来源、得自何人,何时得到,所得是否底稿抄本,抑为真迹。我们对这些问题,若没有满意的答案,家书的真实性便有问题,很大可能是文人所伪造,徒为取得稿费。发行的书贾贪图利润,欺骗读者。”他又指出:“书坊印行的林则徐、胡林翼、李鸿章、彭玉麟、张之洞家书都不能作为史料。”(注:《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196-197页。)

  揭开伪造张之洞家书真相的是张之洞族孙张达骧。1984年11月,张达骧与李石孙在《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上发表《张之洞事迹述闻》,指出:张之洞去世后,其长子“张权托王树柟(字晋卿)编定遗集。有之洞族孙张厚谷(字修甫)往见树柟。树柟谈及全集中尚少家书一门,似憾欠缺。厚谷即回家连夜伪造了家书一本送与树柟。初刻印行后为张权发觉撤除,故印本无家书。然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文字浅陋,谬误百出,实非之洞手笔。此事达骧亦知之,质问厚谷,但已无法收回了。”王树柟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 《家书》案语中说:张之洞“家书亦泰半散佚。今从其文孙修甫处续得数通,谨附于后,不复计其年月之先后也。”这个“修甫”,即是张厚谷的表字。联系到前面所引用的王树柟所说:“此三卷实自其族中某人处得来,不解何故。”这个“族中某人”当也是张厚谷。上海中央书店本《张之洞家书》在著者小史中也提到:“孙二人:一厚谷,现任奉天督导秘书。”其实,张之洞的孙子非仅二人,张厚谷也是族孙而非嫡孙。由上所述可知,《张之洞家书》的伪造者是张厚谷当可确定。张厚谷所伪造的那本家书,前两卷似乎就成为上海中央书店本的《张之洞家书》,后一卷被王树柟编入《张文襄公全集》卷229《家书》中。 但并不像张达骧所说“印本无家书”,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张文襄公全集》即有家书,被张之洞之子张燕卿(仁乐)、张范卿(仁蠡)发现,到1937年甘鹏云校印楚学精庐本《张文襄公全集》时,才删去了《家书》。

  至此,伪造张之洞家书者为张厚谷,当可无疑,但此事至今仍有疑点。一是张厚谷作为张之洞族孙,对张之洞生平履历应当是清楚的,为什么伪造得那么离奇古怪,毫无根据?二是张厚谷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如何能到开办上海中央书店的江苏常熟人平襟亚手中,仍不清楚。是否存在平襟亚另起炉灶重新伪造的可能,即张之洞之子所说的“沪上赝作”?三是张达骧所说的“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也似乎不可靠。因为,张厚谷伪造的张之洞家书,先送到王树柟家里,王树柟已看出破绽,删去两卷,仅用一卷,似乎不可能把三卷全都交给刻板书坊,刻板书坊怎么能“抄有‘家书’副本”?再则,刻印《张文襄公全集》的是北平文华斋,用的是雕版印刷的方式,而印行《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用的是铅字排版机器印刷方式,两家南北相距千余里之遥,其中的情节如何,我们似乎已经无从考订了。(《历史研究》2000年2期)

附录二

《张之洞家书》考辨 龙泉山人

  现在刊布的张之洞家书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1929年北平文华斋刻本《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以下简称“全集本家书”),内容是致叔父、仲兄、子密等人的书札;二是现在比较通行的《张之洞家书》(以下简称“通行本家书”),内容是40通致、复双亲书和4通致、复儿子书。关于这两部分内容的真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刊载了秦进才先生的《 辨伪》一文。秦先生从虚构人物、违反制度、时间混乱、编造履历、使用后世语言等方面详细分析了“通行本家书”,认为它并非出自张之洞之手,乃后人伪造;同时,秦先生还对“通行本家书”的伪造者及其传播源流进行了一番考证与分析。此外,秦先生在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之洞全集》《家书》部分后的按语中认为,“全集本家书”也是伪造的。[①]关于“通行本家书”的真伪问题,秦先生的“后人伪造说”的观点无可置疑。不过,关于“通行本家书”的传播源流及其伪造者,笔者有不同看法。同时,笔者就“全集本家书”中的部分内容进行考辨,认为它们是可信的。

  一 、“通行本家书”的传播源流辨

  在考察“通行本家书”的传播源流时,秦先生认为:“首先传播《张之洞家书》的是上海中央书店,但笔者没有找到最初的版本。笔者看到的有中央书店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1935年10月版增列丛书名《清朝十大名人家书》,也有时作‘清代名人’。”后面作者又认为:“上海中央书店版的《张之洞家书》,奠定了伪造的《张之洞家书》流传的基础,后经多次再版,流布甚广。”也就是说,上海中央书店是最早刊布《张之洞家书》的。中央书店最早出版家书的确切时间,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材料,但是从秦先生所举该书有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版本的情况来看,该书在当时是比较畅销的,所以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屡屡再版重印,因此,可以断定,它的初印时间应该就在1934年前后。

  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馆藏中有一部铅印本《十大名家家书》。在该书的版权页上,书名题“十大名家家书”,出版时间题“民国十四年一月初十日付印、民国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出版”,编辑者是“虞山襟霞阁主”,评校者是“衡阳秋痕楼主”,出版者和印刷者都是“上海共和书局”。不过该书并非全本,只存郑板桥、林则徐、曾国藩、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张之洞、袁世凯等八家。其中《张之洞家书》的正文共37叶,每叶13行,行31字,卷端题“虞山襟霞阁主编次”,前有著者小史,内容包括40通致、复双亲书和4通致、复儿子书。无论是从编者,还是从内容以及编排情况来看,上海共和书店版《张之洞家书》与中央书店版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早在中央书店之前,就已经有共和书店刊布的《张之洞家书》。由于尚未发现更早的资料,我们可以确认,《张之洞家书》的最早出版时间应该是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最早出版者是上海共和书局,而不是上海中央书店。

  二 、“通行本家书”乃张厚谷伪造辨

  1929年,在《张文襄公全集》卷229《家书》的案语中,王树柟谈到自己从张厚谷处获得三卷家书,并没有说它们就是张厚谷伪造的。1937年,甘鹏云在《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后记》中也只是解释了不印家书的原因,那就是张仁乐(燕卿)、张仁蠡(范卿)认为家书是沪上赝作。甘鹏云也没有明确指出张厚谷就是家书的伪造者。唯一明确指出张厚谷是家书伪造者的是张之洞的族孙张达骧。他在与李石孙先生合著的《张之洞事迹述闻》[②]一文中谈到,在张之洞去世后,“其后长子张权托王树柟(字晋卿)编定遗集。有之洞族孙张厚谷(字修甫)往见树柟。树柟谈及全集中尚少家书一门,似憾欠缺。厚谷即回家连夜伪造了家书一本送与树柟。初刻印行后为张权发觉撤除,故印本无家书。然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文字浅陋,谬误百出,实非之洞手笔。此事达骧亦知之,质问厚谷,但已无从收回了”。由于张达骧先生是张之洞族孙,按理出自他之手的材料应该比较可信。但是,张先生这段话的可信度却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秦先生已经对张先生的“然刻板书坊抄有‘家书’副本,印为单行本以牟利”这句话提出了疑问。经过考辨,笔者认为张先生“厚谷即回家连夜伪造了家书一本送与树柟”的观点值得怀疑。

  从秦先生对通行本家书几个方面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确定,伪造者是一个对清代科举制度一无所知、对张之洞及其家族知之甚少的人物。要不然,在伪造过程中就不会犯诸多常识性错误。尽管秦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至此,伪造张之洞家书者为张厚谷,当可无疑”,但同时也认为此事还存在三点疑问。结合有关文献,笔者觉得张厚谷伪造通行本家书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我们将通行本家书与全集本家书进行比较,很容易就会发现三点抵牾之处:

  第一点,通行本3月22日致双亲书中张之洞报告自己的中式情况是“得中进士第四名,现已届殿试期矣”,而全集本第1通《致叔父》中则是“会试中式一百四十名贡士,覆试一等第一名,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朝考一等第二名”,两者名次不相符。

  第二点,通行本第三通致双亲书是报告自己中式情况,而全集本第15通《致仲兄》中称:“昨日探知先大夫请恤事,已于三月二十日奉旨:‘著交部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议恤。钦此。’顷托人在兵部探询恤典详悉如何,随后布闻。榜发后,弟幸获中式,适出范鹤生师之门。”中式时前者的双亲仍健在,而后者的父亲已故去。

  第三点,通行本12月19日致双亲书中称“儿则既无兄弟,又丧妻室,仅一呱呱在抱之麟儿,又烦大人挈领”,全集本第3通《致兄文竹》中既提到“六弟”,也提到“子青五兄”,两者在有无兄弟上也不相同。

  按照张先生和秦先生的观点,通行本与全集本都是张厚谷一人伪造的。这就让人费解了:为什么同出张厚谷之手的家书会出现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更何况是“连夜伪造”?合理的解释是通行本与全集本出自两个不同的人之手,而不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其次,在秦先生之前,刘路生先生发表了《 考伪》一文[③]、刘学照先生发表了《李鸿章家书辨伪》一文[④]。刘路生先生考辨的《袁世凯家书》“收录袁世凯的书信63函(内报告,宣言各一件),其中致亲戚者49函,其余11函,分致有关人士……襟霞阁主编次,1925年上海共和书局、1935年中央书局先后出版”,其内容与国图所藏《十大名家家书》的《袁世凯家书》完全相同。刘学照先生考辨的《李鸿章家书》最早的版本仅提到是1936年广益书局排印本,而且恰好国图的《十大名家家书》缺少《李鸿章家书》,因此还不能断定它与《张之洞家书》、《袁世凯家书》的关系[⑤]。不过如果我们比较这三种书的作伪痕迹、作伪手段,可以得出很多相同的特点出来:第一,作伪者对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的身世和家族成员情况不甚清楚,所以在才会出现各种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现象;第二,作伪者对晚清的制度不甚了解;第三,作伪者在不自觉地使用了当时的语言。由于《张之洞家书》与《李鸿章家书》都是由上海共和书店于民国十四年首次出版,因此,两者的伪造者应该是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时代的人。

  再次,我们通过了解张厚谷的生平情况可以判断通行本家书并非他伪造。国家图书馆分馆地方志与家谱文献中心收藏有一部民国26年(1937)铅印本《南皮张氏四门第十八支家谱》(以下简称《家谱》),其中有张厚谷的小传:

  “原名龙瑞,字修府,亦字只斋,岁贡生,考取三江师范学堂舆地专门教习,前清江苏淮安府知府,民国二年特派视察贵州军政大员、彰武镇威大将军行署秘书长,东三省巡阅使署秘书长兼政务处处长,汉粤川铁路参赞代行督办事,东三省电政监督,江苏无锡县知事,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第一组组长兼冀察地方参议会筹备主任。著有《南皮张氏碧葭精舍印存》八卷,又《碧葭精舍印谱己巳集》一卷。光绪庚辰年五月十四日辰时生。”[⑥]

  光绪庚辰年是1880年。到废除科举考试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厚谷已经二十七岁了。按照他的家庭背景以及当时的情景来看,此前张厚谷应该参与过举业,熟悉当时的科举考试制度。小传中的“岁贡生”可为佐证。如果通行本是张厚谷伪造的话,里面不应该在科举制度方面犯诸多常识性的错误。还有一点,也正是秦先生的疑惑,作为张之洞族孙的张厚谷应当比较了解张之洞的生平履历,至少不应该伪造出“儿则既无兄弟”的话语出来。从这两点来看,我觉得张厚谷伪造通行本家书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从家书的流传源流来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家书并非张厚谷伪造的蛛丝马迹。正如上述第一部分所言,通行本家书早在民国十四年就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张文襄公全集》是在民国十七年才开始刊刻的,中间相差3年。尽管现在我们无法知道张厚谷给王树柟三卷家书的确切时间,但是,张先生所言“树柟谈及全集中尚少家书一门,似憾欠缺”的话语,似乎表明当时全集的编辑工作基本完成,等待付之梨枣。我们据此可以推测这个时间应该更接近民国十七年,早于民国十四年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说,张厚谷给王树柟三卷家书的时候,通行本极有可能已经在上海出版发行了。

  结合上述四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通行本家书系张厚谷伪造的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如陈恭禄先生所言,是骗取稿费的文人或贪图利润的书贾所为。

  武昌蛇山首义公园内抱冰堂(张之洞晚号抱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离鄂,其在鄂门生、僚属建此堂以存纪念。1953年曾进行修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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