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小令鉴赏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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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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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调】平湖乐·尧庙社日 王恽

  社坛烟淡散林鸦,把酒观多稼。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壤歌亭外山如画。朝来致有,西山爽气,不羡日夕佳。

  王恽(1227-1304年),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市)人。元朝著名学者、诗人兼政治家。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姚枢宣抚东平,辟王恽为详仪官,擢为中书省详定官。二年春转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元五年(1268)迁御史台,后拜监察御使。接着出历河南、河北、山东、福建等地方官。至元九年又召回京师授承直郎,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二十九年授翰林学士、嘉议大夫。元贞元年(1295)加通政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成宗大德八年(1304)卒在汲县去世,终年七十八岁。赠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元史》卷一百六十七有传。

  王恽一生仕宦,刚直不阿,清贫守职,好学善文,成为元世祖忽必烈、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铁穆耳三代著名谏臣。他20岁时曾拜访一代文宗元好问,颇受称赞。为文不蹈袭前人,独步当时。其书法遒婉,与东鲁王博文、渤海王旭齐。他的不少诗流露出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如《挽漕篇》、《农里叹》等。而有些诗则寄寓了政治上的感慨,如《禹庙》等。王恽的词,清丽雅正,平易通达,风格接近苏轼、辛弃疾。从内容上看,他的词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词中,多含沧桑之感,这是由于王恽6岁时金亡,40多岁宋亡,时势动荡,加之他前期在官场里,“似田间秧马”,用舍由人,并不得志。到了后期,由于元朝统一南北,局势大定,“人安米贱”,其晚年作品表现为和平淡雅,个人抒情和应酬之作较多,过着“对酒当歌须适意”的散淡生活。

  著有《相鉴》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秋涧先生大全集》一百卷。词曲作品有《秋涧乐府》其中有小令11首。其代表作有【越调·平湖乐】、【双调·沉醉东风】等。

  元代作曲家有种很有趣的创作现象: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刚肠嫉恶,面对惨淡的人生;在杂剧中也可以抨击现实、同情民生疾苦,积极干预省生活。但在陶写心情的散曲中,往往变成另一幅面目:或是否定人间一切功过是非,宣扬及时行乐、得过且过;或是消极避世,在乡居和山水中寻求人生的归宿。比起言志的诗和言情的词之间差别,上述的差别更大,甚至一些元代最杰出的散曲作家也不例外。如关汉卿,在杂剧中可以写出《窦娥冤》、《望江亭》,抨击官府权贵草菅人命、蝇营狗苟,为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沉痛的呐喊。但在散曲中,即使是在那首著名的散曲【南吕·一枝花·不服老】,在狂放高傲,声称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后,表现的则是玩世不恭:“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伴的是银筝女,银台前理银筝,笑倚银屏;伴的是玉天仙,携玉手并玉肩,同登玉楼;伴的是金钗容,歌金缕捧金樽,满泛金瓯”;“我翫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更集中代表了元代散曲作家对社会人生、功名得失的看法:

  百岁光阴如梦蝶⑴,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蓑草牛羊野。不恁渔樵无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晓来清镜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莫笑鸠巢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

  元代散曲家的这种人生态度与生活旨归,一方面是元初当权者不重视文化、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必然结果。元初文人看到自己在社会上无足轻重,无法实现自我价值,当然也就会造成价值观的失落。但另一方面,用这种方式来排遣自己的沮丧,发泄人生的积郁,也只会使人生更加灰色,价值观更进一步跌落。

  但我们在王恽的这首《平湖乐》中,却看到另一番景象,另一种心态。曲中描绘了尧庙社日祭灶神的一片欢乐景象,表现了农民丰收后的喜悦和山村朴厚的民风,也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不是冷漠倦怠而是热切关注。曲作者甚至公开表白自己不羡归隐的积极用世精神,与他在朝清贫守职,作为元世祖忽必烈、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铁穆耳三代著名谏臣的身份完全一致,其情调和旨归在元人散曲中也独具一格。

  此曲的题目是“尧庙社日”。尧庙即是我国转说中唐尧的祭庙,在山西平阳县境内。王恽此时正担任平阳路(治所在今陕西山西临汾市)判。平阳相传是唐尧建都之地。此曲就是写作者在此地视察农桑时在尧庙社日所见。所谓社日是中国传统中农村祭灶神的日子。一年两次分别在春天和秋天,叫做春社和秋社。祭灶不仅是对年岁的祝祷、丰收的谢祭,也是借这个节日来欢庆一番,作为春种秋收紧张劳作后的休息和娱乐,所以社日中最热闹的场面不是祭祀,而是祭灶后的宴饮和娱乐。此时,各村的演出队伍开始竞技,挨村串户作各种类型的表演和竞赛。大人小孩则尾随其后奔走观看。赛后则举行集体欢宴,扶醉而归。所以诗人们在描绘社日时,往往瞄准的也是这祭灶后的宴饮和娱乐场面,当然手法也各自不同:

  一种是对该场面进行正面描述,如宋人杨万里的《观社》

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
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
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
王侯将相饶尊贵,不博渠侬一晌癫。

  另一种是侧面落笔,透过一两个典型细节来暗示丰收后农村的安泰和富足,如唐人王驾的《社日》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王恽的这首《平湖乐》则介乎其中,兼用上述两种手法,既把时间、场面选择在祭祀之后,又着重于侧面落笔,着重于作者主观感慨的抒发,又有社日中最精彩的竞技场面的正面描述。先面试做简析:

  此曲的开篇就是社祭已毕:“社坛烟淡散林鸦”。社祭之后,祭坛上的香烟渐渐变淡,林中前来争食祭肉的乌鸦也纷纷散去。现在,该是轮到村民们自己来饮酒作乐了。当然,饮酒作乐的前提是人寿年丰,有酒可饮,有心情去饮。所以曲作者紧接着交代:“把酒观多稼”。“多稼”一词出自《诗经·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原指庄稼面积之广。后世多以指代丰收。一年的辛勤劳动终于赢来好收成,这自然要感谢苍天。但面对丰收的稻垜黍堆,端起酒杯品尝社酒,也是在品尝丰收的喜悦吧!所以“把酒观多稼”句,把村民们丰收的喜悦,心理上的踏实、慰藉和悠悠然,都形象地再现出来。当然,作者关心农桑,与民同乐的生活情趣也从中得以流露。要知道,作为平阳路判,他这次就是下乡来视察农桑的啊!

  “霹雳弦声斗高下”以下几句则是对村民们竞技场面的正面描述,选择的是山歌比赛这个极其欢乐的小镜头:“霹雳弦”指上的琴弦。霹雳琴,是极为精美的古琴,是用遭雷击的枯桐制造而得此名。唐人柳宗元曾写过一首诗赞美此琴,说:“霹雳琴,零陵湘水西震馀枯桐之为也。始枯桐生石上,说者言有蛟龙伏其窾,一夕暴震,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余硿然,倒卧道上。超道人闻,取以为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馀又加良焉,震之于火为异。是琴也,既良且异,合而为美,天下将不可载焉。辞曰:‘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龙伏之灵,震焚之奇。既良而异,爰合其美。超实为之,赞者柳子’”。其实,村社中自然不会有如此名贵之霹雳琴。就像采桑女秦罗敷不会有“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类名贵的服饰,被赶出焦家的刘兰芝更不会

  有“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这类穿戴一样,这是民歌常用的夸饰手法。王恽在此是对这类民歌常用手法的袭用。不过是夸饰琴声之美,描绘村民们琴声争唱山歌,此起彼伏。“斗高下”,既有各自表演一争高低这种竞赛形式,也有“对歌”这种民间常采用的斗智慧、斗口才的竞赛形式。其结果是台上高歌不绝,台下笑声不断,台上台下一片欢乐气氛。作者捕捉这种欢乐,咏歌这种欢乐,他本人的愉悦之情自然也从中得到充分流露。

  曲作者在完成这个特写后又把镜头推远,由人事到山水,手法也由动变静——“壤歌亭外山如画”。由“击壤歌”而得名。相传唐尧时有一位老人边吃东西便以杖击地唱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曲作者在此特意点出“壤歌亭”,说明作者不是在如实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实景,而是意在宣扬《击壤歌》所流露的旨趣,也是在暗示社日之乐的真正内涵和作者之所以要咏歌的原因:《击壤歌》的主旨在于强调自食其力、醇厚古朴的民风,今天的社日之乐也在于村民们靠自己的双手赢来了丰收,丰收之后又纵情欢歌醉舞,没有任何机务之心,没有任何世俗的酬酢,简直是回到了民风古朴的唐尧之世,这也是作者刻意要咏歌的原因。作为一位当地百姓的父母官,从中大概也有为政的自得和慰藉吧!北宋庆历年间,欧阳修因支持改革而遭到守旧派的攻讦,被贬为滁州太守。到滁的第二年写了篇有名的《醉翁亭记》,记中没有流露丝毫的无端被贬的之怨、之愤,相反却大写特写居于期间之乐:四时之乐、滁人之乐、宾客之乐、禽鸟之乐。这固然反映出这位政治家对无端被贬不以为意的旷达情怀,当我们从这幅众乐图中也看到他的自负和治滁政绩的自诩吧。王恽自然无法同欧阳修相比,但曲中流露的感情应当说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从构图上看,“霹雳”三句也很有特色:“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是近景,是个特写镜头;“壤歌亭外山如画”是个远景,是个广镜头;“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是个社会画面,“壤歌亭外山如画,西山爽气”是个山水画面;“霹雳弦声斗高下,笑喧哗”写的是琴声、歌声、笑声,是听觉,是动景;“壤歌亭外山如画,西山爽气”写亭外美景,山间晴岚,是视觉,是静景。这样远近交错、动静搭配、视听结合,自然、社会交融,把山村社日的欢乐,民风的朴厚,表现得既生动,涵盖又很广。同时,曲作者的激赏愉悦之情,积极用世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得很突出、很充分。这样,接下来三句的结论和表态:“朝来致有,西山爽气,不羡日夕佳”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了。“日夕佳”源自陶渊明的《饮酒》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意思是说鸟在日落之际尚知飞返山林,人为什么要留恋世俗、迷途而不知返呢?陶渊明在此宣扬的是归隐之旨、高洁之趣,这也是元代散曲家所乐道的意境和旨归,如“万里云山入浩歌,一任旁人笑我”(卢挚《双调·沉醉东风》);“碧天边岩穴归云,白鹭一行飞去。便芒鞋竹杖行春,问底是青帘舞处”(冯子振《鹦鹉曲》)。但王恽不同,他公开表白“不羡日夕佳”,爱的是与之相反的“朝来致有,西山爽气”。此句原出《世说新语》,王子猷为大都督桓冲的骑兵参军,为人生性简傲,不屑理事。桓冲有次对他说:你来都督府也有些时日了,应该做点事了。王子猷都懒得搭理,手托着腮,眼望着窗外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王恽在此引此典故,倒不是要显示简傲,而是以典对典,用“朝来爽气”对“山气日夕佳”,来表达不同的人生选择:不是羡慕归隐而是选择与民同乐,不是淡泊世情而是积极用世。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说此曲不同于元人小令的普遍志趣,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附 录:

《元史纪事本末》卷七 明·陈邦瞻

  王恽曰:“著激于义,捐一身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缚诣司败,以至临命,气不少挫,视死如归。诚杀身成名,死而不悔者也。律以《春秋》诛乱臣贼子之法,不以义与之可乎!

  王恽上《政事书》,首言议宪章以一政体,曰:“法者,辅治之具,一日阙则不可。君操于上,永作成宪。吏承于下,遵为定式。民晓其法,易避而难犯。若周之三典,汉之九章是也。今国家有天下六十余年,小大之法,尚无定议。内而宪台天子之执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无所守之法,犹有医而无药也。至平刑议断,旋施为理,未免有酌量准拟之差,彼此轻重之异。臣愚谓宜将累朝圣训,与中统迄今条格,通行议拟,参而用之,与百姓更始。如是则法无二门,轻重适当,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帝(忽必烈)曰:“善”。

【中吕·山坡羊】 陈草庵

  伏低伏弱,装呆装落,是非犹自来着莫。任从他,待如何?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

  陈草庵,字彦卿,号草庵。历官监察御史,诸道宣抚,中丞等职。其卒年似可近八十(1245——约1330),曾任监察御史,中丞等职。元人钟嗣成《录鬼簿》称其“陈草庵中丞”,名列前辈名公之中。孙楷第《元曲家考略》以为陈草庵名英,曾任宣抚,延初拜河南省左丞。据今人赵义山考证,他生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死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只活了四十岁。祖父仕金为怀远大将军,知河南路淮阳县。父亲陈公济徙家于析津(治所在今北京市西南)。元代张养浩《云庄类稿》卷九《析津陈氏先茔墓碑铭》引陈英自述,叙其家世及任职历程甚详(见《元曲百家纵论》第七三页),可备一说。《全元曲》录存其小令《山坡羊》二十六首。其存曲多愤世嫉俗之作。

  异族统治的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强梁横行、是非颠倒、异常黑暗的年代。北方大部分耕地被蒙古王公占有,“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奴隶和农奴。元代法律规定:“驱丁”和“驱口”(奴隶和农奴)是主人的私产,主人可以将他们任意买卖。主人杀死无罪的驱口,杖八十即可。元代法律又将统治区内民众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最后降元的南宋汉人)蒙古人、色目人打死南人杖一百七十,几乎和私宰牛马的刑罚相等。所以当时的下层民众实际上是处于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几乎可以任意宰杀的悲惨境地,再安分的人也不知何时会大祸临头。

  面对这种不可知厄运,士大夫中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愤怒地控诉,悲壮地抗争,甚至不惜以生命作最后的一击,如关汉卿笔下的窦娥,无名氏杂剧《陈州粜米》中的张撇古等就使如此。张撇古宁可被打死,也要争个是非曲直:“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第一折《混江龙》);窦娥在赴刑场的路上,则对代表着黑暗官场的天地鬼神,唱出那首有名的《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另一种态度则是“伏低伏弱,装呆装落”屈从于眼前的社会现实,认可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牢骚满腹又无可奈何。陈草庵就属于后一类,这首【中吕·山坡羊】就是这类处世态度的典型表白。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陈草庵生活在汉族知识分子地位异常低下的元代前期,自己又是金朝前任官员的后代,又生活在权贵集中、强梁横行的大都地区,只能采取这种“伏低伏弱”、忍气吞声的处世态度。但这种“伏低伏弱”的处世态度是否就像有的论者所批判的是怯懦的表现呢?是一种视而不见的鸵鸟心态呢?恐怕还不能下如此结论,因为还有下句“装呆装落”。“装呆”的前提是不呆,“装落”的前提同样是“不落后”。不呆而装呆,不落后而装落后,内心的痛苦可知。这当中有人生价值跌落的自嘲,也有的自尊被贬抑后的悲怆,更有对扭曲人性的黑暗世道的不平。但是作者如此退让处世,委曲求全,是否就能保全自己了呢?如果这样就能安然度过一生,说明这种选择还有可取的一面,元代社会似乎还不是黑暗透顶,但作者并不真的信这种选择,只不过是无奈的自嘲罢了。元代的黑暗还在于统治者还会无中生有,为所欲为,你想躲都躲不过——“是非犹自来着莫”。是非,在此指麻烦、纠纷乃至祸殃。“着莫”为元人口语,意为沾惹、纠缠。事事服输,处处装傻,以求平安,想不到祸殃还是找上门来。这种躲都躲不过的祸殃才是元代社会的真实写照。所以元人杂剧中常用的一句口语就是“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因此这句“是非犹自来着莫”也是对元代黑暗社会的抨击和揭露。只不过这种抨击和揭露不像上述的窦娥和张撇古那样尖锐和愤慨,而是一种悲怆的申述,无奈的叹息,因而更为惨淡,更令人心酸!

  面对这种想躲都躲不过的灾祸,作者又是怎样对待的呢?曲中说:“任从他,待如何”。任他们摆布吧,看看又能怎么样?态度好像很潇洒,很能看得开。其实仍然是一种无可奈何。就像《笑林广记》中那位百姓,面对专横的县太爷,只能苦笑道:“老爷有板子,小的有屁股”;“老爷有水火棍,小的有光脊梁”。对的很幽默,实则很辛酸。南宋诗人范成大有首《后催租行》,反映农民在苛重的租税催逼下只好卖儿卖女去还债,结尾处用的也是这种无可奈何式的幽默:“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陈草庵此种表现手法,乃是对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继承。而且,他在继承中又有创新:不但写出任人处置、好坏由他的无可奈何心态,还要给这种处世心态找出依据,给满心的无奈寻个攀附,这就是最后四句:“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俗话说“天公”,老天大概是最公正无私的,也是最有力量的吧!但公正如苍天,伟大如苍天也会落下许多不是:下雨会妨碍蚕,天晴会有碍苗。也是动辄得咎,左右不是。“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此曲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正像唐代诗人孟郊说的那样:“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这首散曲在情感表达上采用渐进层深的方式:先说“伏低伏弱”、委曲求全的处世态度,再说委屈也求不了“全”,装呆“犹自来着莫”,祸殃仍会从天而降。对这种躲不掉、逃不脱的灾祸,作者想自我排解,随它去吧,看能怎样?最后又以老天尚遭不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来自我宽慰。这样渐进渐深,把元代文人无处安身立命、阵日栖栖遑遑真实又形象地表现出来。他们中的一部分像陈草庵这样的人,明知社会不公又不敢正视,想逃避又逃避不了,内心惨淡又不愿公开倾吐,只好用一种貌似旷达的态度,自我解嘲的办法来排解宽慰,甚至还要为这种处世态度寻找一个依据。这种肝肠揪紧然貌似旷达,心在流血却面露微笑的表达方式,对于陈草庵,也绝不止这一首曲。他现存的二十六首曲,曲牌都是小令《山坡羊》,而且都是这个基调和表达方式,如紧接此曲下面的第二首至第五首:

  身无所干,心无所患,一生不到风波岸。禄休干,贵休攀,功名纵得皆虚幻,浮世落花空过眼。官,也梦间;私,也梦间。(之二)

  林泉高攀,齑盐贫过,官囚身虑皆参破。富如何?贵如何?闲中自有闲中乐,天地一壶宽又阔!东,也在我;西,也在我。(之三)

  青霄有路,黄金无数,劝君万事从宽恕。富之余,贵也余,望将后代儿孙护,富贵不依公道取。儿,也受苦;孙,也受苦。(之四)

  繁华般弄,豪杰陪奉,一杯未尽笙歌送。恰成功,早无踪,似昨宵一枕南柯梦,人世枉将花月宠。春,也是空;秋,也是空。(之五)

  而且,采取这种人生态度和表达方式的,元代也绝不止一个陈草庵,如另一位著名散曲家乔吉同名曲作《山坡羊》

  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

  几乎是陈草庵的仿作。由此看来这种肝肠揪紧然貌似旷达,心在流血却面露微笑的表达方式,比起那种公开抨击、奋力抗争的反抗方式,不但显得更加怨苦,也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亦更能体现元初文人的时代特征。

陈草庵《山坡羊·伏低伏弱》曲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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