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雕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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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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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

  一、青铜雕塑

  我国青铜雕塑源远流长。其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马家窑文化时期。甘肃东乡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的青铜刀,是目前公认的最早青铜制品。早期青铜制品绝大多数是小件实用工具,极少装饰。青海贵南尕马台距今四千多年的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铜镜,表面有简单线条组成的三角纹和七角星图案,当属于早期青铜器装饰花纹风格,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

  如果说彩陶是新石器时代雕塑工艺的代表,那么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主要是具有雕塑性质的青铜礼器,以人和动物或神异动物形象铸为器形。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这类器物具有重要的政治、宗教、礼仪的意义,而不同时代又各具不同的时代特征。

  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已从简单的制造工具、兵器,发展成为比较复杂的空间容器的青铜爵和铃。爵是目前仅见的青铜礼器,但传世青铜器中有一种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近的铜盉和带流角形器,据此推测当时的礼器并不止爵一种。青铜爵模仿陶爵的形状塑造,所饰的弦纹和凸起的乳钉,当是青铜初期的花纹模式。还有一件是在圆形铜片上,四边用61块长方形绿松石镶嵌,中间用绿松石块嵌出两圈十字形图案,每圈13块,是目前出土的我国最早的“铜镶玉”工艺代表作品。

  商、西周、东周(春秋、战国)时期1500年中,是中国青铜器发展最光辉的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当时的青铜制造业全部为王室、贵族所占有,作为权力的象征。他们用青铜作鼎以盛肉,作簋(guǐ)或敦以盛黍、稷、稻、梁,作盘、匜(yí)以盛水,作爵、尊以盛酒,作戈、剑已作兵器。相传禹作九鼎,代表九州,以后成为传国之重器,国家政权的象征。以至“问鼎之轻重”就成为反叛的代名词。今日见诸文字著录的商周青铜器,其中作为礼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就有两万件以上。其中鼎的数量最多,簋其次,爵再次。至于军队使用的戈、剑数量自然更多。

  商周青铜器的分期是以器物形制、组合、花纹、铭文和铸造方法的演变为标志,基本上分为商代前期(二里岗时期)、商代后期(殷墟时期)、西周、春秋、战国五大时期。

  商代前期(二里岗时期)与夏朝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相比较,不论是设计造型、花纹刻镂,或是制造技术都有明显的发展,礼器的种类也大大增多,除爵以外,鼎、鬲(lì)、斝(jiǎ)、盉( hé )、觚(gū)都较常见,还有甗(yǎn)罍、瓿(bù)、壶、盘、卣(yǒu)、尊等。生产工具、兵器除二里头文化原有的外,还出现臿(chā)、斧、锛、䦆(jué)凿、戈、矛、钺等。几乎商代晚期常见的器类,这时都已齐全。青铜器上的花纹结构粗犷,多平雕,浮雕少见。高浮雕的牺首装饰已经出现。饕餮纹(兽面纹)是常见的主体花纹,其它有夔纹、龙纹、虎纹等。此时的青铜器多无铭文,习见族徽。传世品中曾有一个铸有“亘”字和“父甲”的铭文,为我国青铜器中已知的最早的铭文。1974年郑州杜岭出土的两件大鼎,一件高1米,另一件高0.78米,是二里岗文化时期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形制庄重,花纹质朴,无凸出的雕刻,也无地纹,代表当时的铸造技艺和作风。

  商代晚期(殷墟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其数量和质量都得到空前的发展。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的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既多又精,可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其中随葬铜器共460件,包括、园鼎、方鼎、偶方彝、三联甗、簋、尊、方罍、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不少皆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个时段的青铜器制作精良,一般胎壁都较厚实,给人凝重、庄严的感受。如司母戊大方鼎,形体恢宏,是至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堪称此时代表之作。在这个时段的青铜器中,还有一类象生作品,形状奇特,如兕觥、象尊、羊尊、犀尊、虎尊、猪尊、鸳鸯尊、凤尊、牛尊、鸮尊等。构思精巧,造型逼真,制作工艺极其精湛。制作这类象生铜器,这并未只是美的追求,更是一种对神灵的崇拜,富于神秘、威慑的色彩。

  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纹饰图案丰富多彩,作风繁缛,显示出鼎盛阶段的华美富丽、雍容堂皇。纹饰大致有三类:一种是几何纹样,以点、线、圆形、方形、三角形为基本构成要数。包括弦纹、云雷纹、涡纹等。第二种是象生动物纹。这类纹饰有浓厚生活气息,尽管有时高度高度概括、抽象、简化、变形,但仍可以辨认出原来的形态,如牛羊象虎马鸟鸮蛇蚕蝉等。也有一些神话中的动物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龙纹等,显然与商代人崇鬼神的迷信意识有关。花纹的装饰手法,不但流行通体满花,而且已经出现重叠加花的三层花,即地纹、主纹,再在主纹上加饰花纹。图案组织多用首尾相接连续展示,富有一种规律性的节奏美;有的左右对称成双成对,即以铜器的棱角为中轴,两侧纹样对称相同,起到稳定性的效果。同时又广泛使用浮雕装饰,而且浮雕的纹样与器形的立体造型之间适合协调,使整个铜器有血有肉,耐人观赏。

  商代晚期铜器铭文还较为简单,一般只记载作器者名、氏族和祭祀对象等,叙事性记录极少。据统计,有较长叙事铭文的器物不过二、三十件。都属于商代末帝帝乙、帝辛时代的作品。书体属于“画中肥而首尾出锋”的波磔体。氏族铭文尚未脱离图形文字的形态。

  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非常广泛,并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晋北、陕北多马首、鹿首的“削”,蛇首附环的“匕”;湖南多大型铸造精细的容器和铙,宁乡的四尊羊为典型代表。四川广汉南兴镇出土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距今约5000年前,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其中古蜀国青铜器“三星堆纵目人面具”, 1980年起在三星堆一带出土。青铜人头像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青铜器上没有文字,在考古学上,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比商代有了明显的增长,分布范围也大大超过了商代。商代集中于黄河中下游腹地。到了西周,除周王朝统治中心的丰、镐、成周地区外,各大小封国乃至一些边缘地区,都有自己的青铜铸造作坊,制造成不同地域风格的青铜器。在周人统治的中心地区陕西周原扶风、岐山和宝鸡一带,经常有数量惊人的窖藏或随葬铜器群出土。如光绪十六年(1890)岐山任村一次出土大克鼎等120余件;1976年扶风法门白家村一次出土103件。中国青铜器史上几件有名的重器,如大丰㲃、大小盂鼎、何尊、毛公鼎等都出自这个地区。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大体继承商制,没有多少变化,就种类而言,常见的仍是鼎、彝、甗、簋、鬲、豆、角、觯、卣、尊、俎、罍、壶、瓿、缶、觥、斝、盉、爵、觚、盘等。区别在于:商代的青铜礼器是以尊、爵等酒器为主的“重酒组合”,西周的青铜礼器则是以盛食物的鼎、簋为核心的“重食组合”。这与西周初期周公的禁酒令《酒诰》有很大关系。

  西周早期,青铜器的纹饰仍旧比较繁缛,纹样仍以饕餮纹为主,其次为夔纹、云雷纹,增加了长鸟纹。

  西周早期的铭文,比商代有了显著的发展铭文是中国青铜器与世界其他地区青铜器最大的区别之一,当然也是最大的特色之一。此时长篇铭文不断出现。《大丰㲃》8行76字,

  大盂鼎19行291字,小盂鼎竟达20行将近400字。此时的铭文书体多用肥笔,笔道波磔比较明显。

  真正表现出西周青铜器自身特征的,大概是周昭王、周穆王(公元前十世纪——前841),这时,那种复杂恢宏和充满古代神秘色彩的纹饰青铜器相继隐没,定型化、程式化的倾向日趋明显,新的品种如食器簠、䀈和盆。水器匜、乐器编钟、武器剑戟等相继出现。此时最流行的花纹是窃曲纹和瓦纹,稍后还有重环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而商代和西周早期常见的蝉纹、蚕纹、象纹等象生纹已经绝迹,饕餮纹也退居次要地位。铭文在这一时期有了高度的发展。中的毛公鼎有铭文499字,简直可以与一篇“尚书”媲美,是人间最早、最美的庙堂文学。镌有357字的西周散氏盘,是我国最早的外交和约;镌有284字的周共王时代史墙盘,则是微氏家族的叙事诗。

  但是,西周青铜器虽然在纹饰和器形上有许多创造,但总体说来对商代青铜器艺术上还是较为保守的。真正在艺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是在王室东迁后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无义战”,那个以“礼制”为中心的古典世界已不复存在。王室之器减少,诸侯国器增多。作为陪嫁的媵器类逐渐增加。器形和纹饰也一改过去样式,大胆突破商周以来的宗教神秘色彩,体现出强烈的地方性和清新感。此时的中国青铜器进入第二个发展高潮期。此时北方诸国青铜器雄浑凝重,保持古老的技艺传统;南方诸国多秀丽轻新。多种艺术风格争奇斗艳,与当时的思想界一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争艳状态。

  此时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种类和造型出现许多新的变化:鼎已经采取部件分铸和焊接的方法,增加了器盖;甗由上下合体变为上下分铸;豆有盖,深腹;新出现了体、盖合为球形的敦。酒器和水器的样式中,壶的变化最为复杂,有圆形、扁形、方形、匏形等;铜镜也开始流行;还有实用的铜灯、带钩等。剑、戈则是南方的吴、越制作最精。

  青铜器上的纹饰,也从过去奔放的粗花一变为工整的细花。转向于繁缛华美,追求装饰性,最常见的是蟠螭纹。所谓蟠螭纹即是以两条或者更多的小螭龙缠结在一起,连续反复穿插盘旋,具有华美繁缛的艺术效果。与之相配的还有几何形纹、贝纹、垂叶纹和綯索纹,极具规律。它们朝图案化方向发展,再也不具备神秘意义。图案设计出现了表现社会生活的新题材,如宴饮、舞乐、采桑、渔猎、攻战等,多姿多彩。如山西浑源出土的牺尊,陕西兴平出土的犀尊则表现了高超的写实技巧。犀牛的躯体特征、动态,以及雕塑的体量感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还有一些青铜作品不是礼器而是以人或动物形态制作的器物支架或底座、灯座、车马器等,人与动物的动态得到了更为生动的表现。最成功的作品有河南洛阳金村东周墓所出的各种动态的人型器座、河北平山平山中山王墓出土虎噬鹿器座。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铜器的铭文也变得极其简单,说明日常用器铭文和记录婚媾媵器铭文很是普遍。笔道变得细长。

  中原之外,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在这个时段也有一些精美的雕塑,如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其器俱及其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出的动态感令人惊心动魄。如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的二千年前古滇国人的青铜祭祀器具“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大牛背为案面,四腿为案足,腹下横立一小牛;一只老虎抓扒在大牛臀部,虎口紧咬牛尾。动与静、大与小、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对比强烈,集于一体作品构思奇特,造型巧妙,意蕴深刻。被称为“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剽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
  
  代表作品

  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国宝级的六十四件青铜器开列如下:

  1、夏代乳丁纹爵:1975年夏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墓葬(也有学者断为商代早期作品),现藏洛阳偃师商城博物馆。

  2、饕餮乳丁纹方鼎,商代早期作品,1974年9月郑州张寨南街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龙虎尊:商代晚期,1956年出土于安徽阜南县,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4、人面纹方鼎:商代晚期青铜礼器。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5、象尊:商代晚期,1975年出土于湖南醴陵狮形山,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6、司母戊鼎:商代后期作品,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7、妇好鸮尊:商代晚期作品,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8、人面盉:商代晚期作品,最早见于1935年北京“尊古斋”编辑的《邺中片羽》一书中介绍,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9、虎食人卣:商代晚期作品,湖南安化县出土,最早见于上个世纪初罗振玉《俑庐日札》一书记载,共两件,皆流于海外:一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另一件在巴黎赛努施基博物馆。

  10、四方羊尊:商代晚期作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黄材月山,现藏中国博国家物馆;

  11、饕餮纹鼓:商代晚期作品。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是仅见的两面商代铜鼓之一,一件现藏湖北省博物馆,另一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馆。

  12、鸮卣:商代晚期作品。1956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株洲市征集获得,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13、双羊尊:商代晚期的容酒器。一件藏大英博物馆,另一件藏日本根津美术馆。

  14、龙纹兕觥:商代晚期作品。1959年发现于山西吕梁石楼桃花庄,现藏山西省博物馆;

  15、鸟兽纹觥:商代晚期作品。现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16、人面钺:商代晚期作品。1966年出土于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墓,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17、小臣艅(yú)犀尊:商代晚期作品。清道光年间(一说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的“梁山七器”之一,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8、广汉古蜀人雕像:古蜀国(前3000)时期作品 ,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堆,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19、三星堆纵目人面具:古蜀国(前3000)时期作品 ,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堆,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20、利簋:西周早期作品。1976年3月出土于陕西临潼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周代遗址窖藏中。现藏于陕西临潼博物馆;

  21、天亡簋:又名大丰簋。西周早期作品。清道光末年(约1840—1850)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现藏于中国博国家物馆;

  22、园鼎:西周早期作品。1981年4月出土于陕西宝鸡纸坊头西周墓葬之中。现藏于陕西宝鸡博物馆;

  23、伯矩鬲:西周早期作品。1975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现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24、鸟纹卣:西周早期作品。1927年出土于陕西宝鸡戴家沟。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25、龙纹五耳鼎:西周早期作品。1979年出土于陕西淳化县史家源村。现藏于陕西淳化县文物馆;

  26、孟鼎:西周早期作品。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礼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7、宜侯夨(cè)簋:西周早期作品。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西周墓。现藏于中国博物馆;

  28、盠驹尊:西周作品。1956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东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9、盠方彝:西周作品。1956年出土于陕西郿县东李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0、牛尊:西周作品。1967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贺家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1、史墙盘:西周作品。1976年12月出土于陕西扶风县庄白村。现藏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32、亻賸匜:西周中期作品。1975年二月出土于陕西岐山县董家村。现藏于陕西岐山县博物图书馆。

  33、琱生簋:西周厉王时期作品。出土于陕西,时间不详。共两件,一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另一件流于美国。

  34、大克鼎:西周作品。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5、禹鼎:西周作品。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窖藏,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6、毛公鼎:西周晚期作品。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咸丰二年由古董商苏亿年收购,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37、散氏盘:西周厉王时作品。乾隆中叶出土,具体地点不详,为江南收藏家所得,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38、㪡簋:西周厉王时作品。197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齐村一处窖藏,现藏于扶风博物馆;

  39、虢季子白盘:西周宣王时作品。道光年间出土,后为淮军将领刘铭传所得,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40、它盉:西周晚期作品,1963年出土于陕西扶风齐村一处窖藏,现藏于陕西博物馆;

  41、莲鹤方壶:东周时期作品,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南门内李家楼大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42、云纹禁:春秋中期作品。1978—1979年发掘淅川下寺楚墓时出土,现藏于河南文物研究所。

  43、王子午鼎:春秋中期作品。1978—1979年发掘淅川下寺楚墓时出土,现藏于河南文物研究所。

  44、虎钮人面纹錞于:春秋晚期吴国作品。1985年出土于江苏镇江王家山一座吴国贵族古墓,现藏镇江博物馆。

  45、双兽三轮盘:春秋晚期吴国作品。1985年出土于江苏武进县湖塘乡古淹城遗址,现藏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46、蚕桑纹尊:春秋中晚期作品。出土于湖南衡东县霞流乡湘江边被洪水冲垮的一座古墓,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47、吴王夫差矛:春秋时期吴国作品。1983年在湖北江陵马山5号墓中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48、越王勾践剑:春秋时期越国作品。196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49、蛇蛙纹尊:春秋时期作品,1971年广西恭城加会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50、牺尊:春秋时期作品,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李峪村,现藏上海博物馆。

  51、云纹铜屋:战国时期吴国铜器。1982年3月出土于浙江绍兴第306号战国墓。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52、曾侯乙编钟:战国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53、曾侯尊盘:战国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54、鹿角立鹤:战国早期作品。1978年夏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葬出土。现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55、水陆攻战纹尊:战国时期作品。1935年河南汲县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56、鸟盖瓠壶:战国时期作品。1967年冬,从陕西绥德城关公社废品收购站发现。现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57、中山王鼎: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8、错金银龙凤方案: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59、银首人俑灯: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60、有翼神兽:战国时期作品。1977年在河北平山县三汲公社一号墓出土,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61、重金络壶:战国时期作品。1982年2月在江苏盱眙南窑庄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

  62、嵌绿松石卧鹿:战国时期楚国作品。1965年在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现藏南京博物院。

  63、错金银云纹犀尊:战国时期秦国作品。1963年陕西兴平县豆马村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64、牛虎铜案:战国时期古滇国作品。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现藏云南博物馆。

  
  下面在再从64件三代时期国宝级青铜器中选择二十件左右作简要介绍:

  1、乳钉纹爵:

  “爵”是三代时的酒具。名称则是宋代人取的,取其似雀形和雀的鸣叫声。这件乳钉纹爵1975年夏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墓葬。“二里头文化”是已知的我国最早的青铜器文化,被称为“早商文化”(也有学者断为夏代作品),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最精美的一件青铜酒具。这件乳钉纹爵高22.5厘米,长31.5厘米。器形精巧玲珑、简练朴素。其造型口部前有长“流”,后有尖“尾”,流口上有一对伞形短柱,束腰,平底。下面有细而高的三棱足。腹部一侧有五枚横排乳钉。乳钉纹是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也是青铜器上最早的纹样之一。

  现藏洛阳偃师商城博物馆。

  2、饕餮乳钉纹方鼎

  鼎是青铜器中重器。三代时用来烹煮肉食的食器,也是祭祀时的礼器,还是贵族身份和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文献所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

  这件饕餮乳钉纹方鼎是商代早期青铜器,也是鼎最早的实物,也是已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重器。1974年9月郑州张寨南街出土。同时出土有两件,形制相同,仅有大小之别,这件为大件。编号为杜岭一号鼎。一号鼎通高100厘米,口横长62.5厘米,宽61厘米,重82.55千克。造型为口腹均作横长方形,口沿外折,短沿面立有对称圆拱形竖耳1对,双耳上端微向外张,深腹平底,下有圆柱状的空足4根。腹上部饰饕餮纹带1道,上有饕餮纹8组,其布局为四壁中央各1组,折角处又1组,腹壁的每面两侧及下方饰乳钉纹,两侧为4行,下方为5行,腹壁中央空缺不饰地纹。

  该鼎器壁比较薄,以饕餮纹和乳钉纹作主要纹饰,器上不施地纹,这些都是商代早期铜器的特征。

  商代早期作品,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3、人面纹方鼎

  商代晚期青铜器。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长沙废品收购站中发现,是迄今唯一的人面纹方鼎,极为稀有珍贵。收购时,鼎破做十块,缺一鼎足,由湖南省博物馆专家细心修复。该鼎颜色碧绿,莹澈如玉,风格朴实凝重。器为矩形,鼎高38.5厘米,口长29.8厘米,宽23.7厘米。口部略大于底部,口沿向外翻卷,沿面则向下削斜长方形体。有二直立耳、四柱状直足,这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特征之一。

  该鼎最杰特之处是鼎的器身四周,以四个大面醒目的半浮雕人面作为装饰的主题。两侧的人面较大,每个人面宽16.4厘米,长13.6厘米。两端的人面较狭小,宽13.8厘米,长1与两侧相同。人面五官毕具,脸部表情严肃,面宽而方,嘴阔大,唇突起,颧骨高,两眼圆睁,眉毛弯曲粗大如镰刀。耳造型特别夸张,分张于两侧。耳的上部有勾云纹,耳的下部有一弯曲的手爪形纹饰。器身四角有较高的扉棱,两端竖耳作拱门形耳的外部铸成单线条夔龙纹。四足上部为饕餮纹,中有弦纹三道,鼎内侧中部近口处有篆体铭文“禾大”二字,故有人称为“禾大方鼎”。地纹为云雷纹。

  该鼎的出土地点为湖南宁乡县,这里陆续发现一批重要的青铜器,考古学界称为“宁乡铜器群”,其中有不少稀世珍宝,出这件“人面纹方鼎”外,还有“四方羊尊”。另外著名的“虎食人卣”也是出土于邻县安化县。

  该鼎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4、司母戊鼎:

  商代后期作品,青铜器中最著名的国器。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大墓西南约80米。当地俗称“马槽鼎”,意思是大的可以做马槽。鼎出土后,因太重移动困难。人们想锯断分开运出,但仅锯一足,便再也锯不断,于是又悄悄掩埋。据说消息走漏后,被日本人获悉,搜索未成,便出70万伪币收购。当地人也未将此鼎出卖,而是以另一件小鼎敷衍交差。抗战胜利后,大鼎重新挖出,但已失去一耳。1946年10月,恰逢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六十大寿。安阳驻军总司令王仲廉便将此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至南京,蒋即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1948年5月29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联合举办展览,该鼎首次展出。蒋介石亲临参观并在该鼎前留影。大陆解放前,故宫博物院曾欲将此鼎运往台湾,但因过重而作罢。解放后,此鼎存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北京建馆,遂移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司母戊鼎是世界上罕见的青铜器贵重文物,也是迄今为止所有出土青铜器中最重的。鼎重875公斤(不包括已缺失的一耳),通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器形为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鼎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双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

  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制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制陶范、合范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该鼎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一直被称作“司母戊鼎”,其中的“司”字为甲骨文专家郭沫若所判定。后来发现这是一误断。不应是“司”字而应是“后”字,取“皇天后土”之意,是祭祀天地的礼器。2011年国家博物馆开展后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鼎”。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5、妇好鸮尊:

  “尊”是一种古代盛酒器,一般为圆形、鼓腹、侈口;鸮(xiāo)古代对猫头鹰一类猛禽的统称;妇好:商王武丁三个法定配偶之一,她并不姓“好”,她的父姓是一个亚形中画兕形的标志,当她嫁给武丁成为王妻之后,此人能征善战,参与国家大事并主持祭祀,为商朝开疆辟土立下汗马功劳。武丁给了她相当丰厚的封土和士民,地位显赫一时。在她的封地上,她得到了“好”的氏名,尊称为“妇好”,或者“后妇好”。约死于公元前13世纪末至12世纪初。死后庙号封为“辛”。

  “妇好鸮尊”是商代晚期作品。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妇好墓”是唯一未被盗掘的商王室成员墓葬,墓中出土了铜器、玉石器、象牙器等近2000件随葬品。其中铜器468件,更有105件铜礼器上铭刻“妇好”或“好”字,是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而确定其年代与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所出铜器大多可作为断代标准器物,具有极高的研究和收藏价值。

  妇好鸮尊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它造型实用、纹饰精巧,具有极高的艺术。此尊以鸮作生活原型,宽喙高冠,圆眼竖耳,头部略扬,挺胸直立,双翅敛羽,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沉稳之感。鸮首后部有一呈半圆形的盖子,其上饰以立鸟及龙形钮。装饰着兽首的鋬(即把手)安在鸮背。尊表面花纹满布,喙与胸颈部上饰出蝉纹,高冠外侧饰羽纹,内侧饰倒夔纹,两侧各饰一身双首的怪夔一条,双翅装饰卷曲的长蛇,间杂菱形纹。颈后饰有兽面纹。背后鋬下饰展翅飞翔的鸮纹。纹饰如此繁复不穷,使人叹为观止。 妇好墓青铜器在装饰纹样和手法上,已形成独特的风格:主纹高出器物表面,再以阴线的刻纹相辅,令整个器物的纹样主次分明、色调层次变化明显。鸮尊无疑是这一风格的最佳代表。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6、虎食人卣:

  卣(yǒu)商代的盛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卣的形状作为贵族阶层的标志,商代以虎作为该器物的表面纹饰,是试图显示贵族权势的威严。

  虎食人卣是商代晚期作品,湖南安化县出土,时间不详,最早见于上个世纪初金石学家罗振玉《俑庐日札》一书中的记载。共两件,皆流于海外:一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另一件在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一度称为“饕餮食人卣”但据记载,饕餮是“有首无身”,此件却身首俱全,形体又似虎的夸张,所以后来改称“虎食人卣”。

  这里选的“虎食人卣”是日本泉屋博物馆藏品。通高35.7厘米,重5.09千克。表面大部分呈黑色,只有少数局部有绿锈,和湖南发现的不少青铜器一致。纹饰繁缛,是商代后期流行的作风。器身集中多种动物形象,寓有神话和神秘色彩,也为这一时期多见。

  “虎食人卣”造型取踞虎与人相抱的姿态,立意奇特。虎以后足及尾支撑身体,同时构成卣的三足。虎前爪抱持一人,人朝虎胸蹲坐。一双赤足踏于虎爪之上,双手伸向虎肩,虎欲张口啖食人首。虎肩端附提梁,梁两端有兽首,梁上饰长形宿纹,以雷纹衬底。虎背上部为椭圆形器口,有盖,盖上立一鹿,盖面饰卷尾夔纹,也以雷纹衬底,与器体一致。虎两耳竖起,牙齿如锯如钩,甚为锋利。虎背饰牛首纹,自盖后端,沿虎脊设一扉棱,棱中部有钩状突起。人形头发向后直披,面容静穆,着衣,从背后可见方口衣领和较窄的袖口。人的大腿到臀部饰一对蛇纹。器外底有阴线饰纹,中为游龙,两侧各一角。

  至于虎食人所表现的意象,过去多从阶级斗争出发,认为表现奴隶主对奴隶的镇压和威胁。其实这种说法杆格难通。因为在商代奴隶主杀奴隶极为轻易,何必要用神虎来威胁!近来又有新的说法,认为是辟邪,实际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以威猛的神虎来驱邪避灾。

  这件卣器形制复杂,铸造时需要高超的技术。在虎口内部可见一条范痕,和处于虎口内的人首发际、耳缘及人背中线相对。表明虎口口腔内部和人首部分是用相互对合的两块小范铸成的。商代晚期工匠们为了表现神虎张口噬人的威猛气势,真是煞费苦心!

  此件现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

  7、四方羊尊

四方羊尊及细部

  商代晚期作品 约在帝乙、帝辛时期。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黄材镇月山;在商代,羊通“祥”,寓意吉祥。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显示了青铜礼器的至尊。

  四羊方尊高达58.3厘米,重近34.5公斤,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代表着商代晚期青铜器的最高水平。四羊方尊方口,大沿,长颈,高圈足。颈饰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肩部四隅是四个卷角羊头,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高图足上。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

  四羊方尊造型雄奇,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各据一隅,在庄静中突出动感,匠心独运。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上饰四条高浮雕式盘龙,羊前身饰长冠鸟纹,圈足饰夔龙纹。方尊边角及各面中心线,均置耸起的扉棱,既用以掩盖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此器采用了圆雕与浮雕相结合的装饰手法,将四羊与器身巧妙地结合为一体,使原本造型死板的器物,变得十分生动,将器用与动物造型有机地结合成一体,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之间的处理,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四羊方尊造型上最大特点是动静结合,寓雄奇于秀美之间: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

  尊的四肩、腹部及圈足设计成四个大卷角羊,增加了变化,在宁静中突出威严的感觉。方尊的边角及每一面的中心线的合范处都是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同时也用以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感,增强了造型的气势。羊角是事先铸成后配置在羊头的陶范内,再合范浇铸的,因为技艺高明,使全器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四羊方尊的出土及其经历也在演绎一部现代史:

  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黄材镇月山山腰上,17岁的农民姜景舒两兄弟挖土种红薯时,发现了这尊青铜器。乡亲们听说出了个宝贝,全都跑来欣赏,以至方尊的一个羊头的细小角尖就被弄掉。

  当年5月,黄材镇的一名古董商张万利以400光洋购得四羊方尊。随后,四羊方尊很快被转手到了长沙,随即被国民政府没收,交由湖南省银行收藏保管。1938年下半年,湖南省银行西迁到了湖南西部的沅陵县,而四羊方尊就在不久后的日军空袭中,被炸碎成了20多块。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四羊方尊现藏中国博国家物馆;

  8、饕餮纹鼓

  商代晚期作品。1977年6月14日出土于湖北省崇阳县白霓镇大市村,是仅见的两面商代铜鼓之一,另一件在日本泉屋博物馆。因此这面饕餮纹鼓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青铜鼓,也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铜鼓,极为珍贵。饕餮纹是一种将兽面图案化的纹饰,故也称兽面纹,饕餮本是传说中的贪食恶兽。最早把青铜器上的兽面定名为饕餮纹的是宋代的《宣和博古图》 ,此后历代皆沿用这一名称。其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作对称形,宽鼻圆眼,横眉裂口,形象诡异神秘。商至西周的各类青铜器常以饕餮为主纹,地纹则配云雷纹。之后日趋衰落,一般出现于器物的耳部、足部。

  湖北崇阳出土的饕餮纹铜鼓,通高75.5厘米,重42.5千克。造型奇特,主体恰似一横置的腰鼓,上有马鞍状冠饰,下有长方形支座,通体饰阴刻的云雷纹和乳钉组合的饕餮面。

  饕餮双面圆睁,突起如杏。两端各有一圈以三列乳钉纹为饰的装饰带,用意象徵以钉将鼓皮蒙在鼓上。鼓面十分逼真地铸出蒙在木腔鼓上的鼍皮。那是一种很高超的模仿技艺。

  铜鼓通高75.5厘米,饕餮铜鼓是商代晚期铜鼓,现藏省博物馆。这件通体用青铜铸成,铜缘犹碧,造型典雅,质地凝重,纹饰繁缛。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9、三星堆纵目人面具

上:三星堆纵目人面具 下:三星堆铜戴冠纵目面具

  1980年在四川广汉南兴镇三星堆一带出土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这些青铜人物及面具为距今约5000年前古代巴蜀文化遗存,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其中以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古蜀国青铜器“三星堆纵目人面具” 最具特色。

  这批纵目面具共3件,分大小两型。其中A型2件较小,B型的1件则较大。两型纵目面具造型大体相同,略有差异之处有三点:一是A型面具额部铸有数十厘米高的精美额饰,称为“戴冠纵目面具”;B型面具额部正中则为一方孔,称为“纵目人面具”。二是两型面具的耳部大小与取势不同, “纵目人面具”的桃尖状双耳甚大,向两边充分伸展并向上耸起,有飞扬之势;“戴冠纵目面具”的耳朵构型与前者基本相似,但没有那么夸张,双耳取势基本平直。

  “纵目人面具” 面具高31.5厘米、宽77.4;厘米、通高82.5厘米。其形象特征为:眉尖上挑,双眼斜长,眼球呈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翼呈牛鼻状向上内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可以想象,它原来的整体形象当更为精绝雄奇。

  “戴冠纵目面具”面具双眼眼球呈柱状外凸,向前伸出约10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额铸高约70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该面具出土时,尚见眼、眉描黛色,口唇涂朱砂。其整体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在三星堆各类人物形象中颇显特出。

  两种面具为何都是纵目:有的专家认为:古文献记载蜀人始祖“蚕丛”的形象特征即为“其目纵;另外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还有一个人面蛇身、掌控天地明晦的天神“烛龙”,其形象特征是“直目正乘”,也就是“直眼球”。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和烛龙的形像都有关。除此之外,尚有几种不同意见:或认为它应是兽面具;或认为面具左右伸展的大耳是杜鹃鸟的翅膀,其形象应是古史传说中死后魂化为杜鹃鸟的第四代蜀王杜宇之偶像;或认为它是太阳神形象;亦有认为“纵目”应是“竖眼”之意,即如中国古代神话人物二郎神额中的眼睛,其形象可能是祖先神造像。等等。

  三星堆纵目人面具的出土,在考古学上,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后突然地消失了,其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纵目人面具皆藏于三星推博物馆。

  10、小臣艅犀尊

小臣艅犀尊及尊上铭文

  “小臣艅犀尊”中的“小臣”,是官名,有人说是奴隶总管;艅(yú),一种大船;犀,一种珍稀动物,头上有一角或二角,是珍贵中药材。据说亚洲仍有犀牛生存,有印度犀、叭哇犀、苏门犀。苏门犀体态较小,又长有双角,此尊的造型与苏门犀的形象还是比较接近的;尊,是一种古代盛酒器。

  “小臣艅犀尊”为商代晚期作品。清道光年间(一说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一批青铜器,习称“梁山七珍”。“小臣艅犀尊”就是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件。该件流于国外,现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中知名度最高的中国藏品。国际上许多有关青铜器的学术书刊都把它作为中国青铜器的象征,刊登在书的封面上。

  “小臣艅犀尊” 犀尊高24.5厘米。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有不少是以动物原型为造型的,有写实的一面,也有的以夸张的手法。从小臣艅犀尊看,造型就很有特色,头部前伸,鼓起的双眼圆睁,大嘴微张,上唇呈尖状下垂。鼻的上部竖立一尖状的角,额上也有一角。双角比例协调,比较写实。两只大耳朵耸立。犀身滚圆,肥大敦实,腹下为四只粗壮有力的短足,蹄为三趾。犀腹内空,为容器。腹背上有一圆口,从口部看应有盖子,现已无。器物表面无纹饰,在周围众多花纹繁复、造型优雅的青铜器中间,小臣艅犀尊更显得纯朴稚拙尊。

  “小臣艅犀尊” 更重要的是犀尊内底有珍贵铭文27个字,记载了小臣裓夔制造这只尊的时间和原因: “丁子(己),王省夔京。王易(赐)小臣裓艅夔贝。隹(唯)王来征人(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内容是说:丁己日,商王来夔京视察。王赏赐给名叫“裓”的小臣(官名)一条大船和夔贝。因为商王在讨伐人方(即“夷方”),商王为此祭祀十祀又五,肜祭之日(肜 róng 中国商代祭祀的名称)。这段铭文不仅记载了小臣裓因得到商王的赏赐而感到很荣耀,于是制作了此器用以作为纪念,而且记述了商王征伐夷方的事情,有关这次战争也见于殷墟卜辞。夷方是当时商朝封地外围的许多方国部落中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王朝,有的则称霸一方,同商王及其诸侯相对抗,双方经常发生战争。商王征伐夷方,表明当时一个不愿服从商王朝而遭讨伐的小国。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段铭文气度宏伟,古朴雍容。其结体严整疏朗,笔意刚健浑厚,布白疏密成趣。

  “小臣艅犀尊”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11、天亡簋:

天亡簋及其铭文

  天亡簋,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天亡,即作此簋的人。因器中铭文开头是“王又大丰”,所以又被称为“大丰簋”; 簋是食器,用以盛食物,相当于现代的饭碗。于清道光年间(约1840—1850)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

  天亡簋高24.2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18.5厘米。此器肃朴庄重,周身饰以旋龙纹,器侈口,四兽首耳,下垂方珥,鼓腹较深,圈足下连铸方座。这种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是西周初年武王时期的标准铜器

  更为重要的是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是确认商周牧野之战的极其珍贵史料,也是研究西周初年祭祀制度的珍贵史料。

  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在牧野(今河南淇县)打败了殷纣王,建立了周朝。这件簋底的铭文就记述周武王灭商后第十二天(乙亥日)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作器者天亡襄助武王举行仪式,祭祀典礼之后,武王举行盛大的宴享,天亡受赏赐,于是铸造这件簋来铭记荣宠。全文如下:

  乙亥,王又(有)大丰(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天亡簋铭文亡又(佑)王。衣(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作省,丕肆王作赓。丕克乞(迄)衣(殷)王祀。丁丑,王飨大宜。王降。亡得爵复觵。唯朕又(有)蔑,每(敏)扬王休于尊簋。

  翻译:灭商后第十二天乙亥日,周武王在嵩山之上举行封禅大礼。武王居高临下眺望着东、南、西三方,在嵩山的太室山上祭祀享神。神灵降临。武王于是向父亲(也就是尸,灵媒)询问:“亲爱的父亲啊,天帝他老人家会保佑我们的王朝吗?”武王接着给他天帝身边毫不显眼的父王之灵送上了华丽的衣服。(被附身的“尸”向武王转述文王的回答)“文王在天上很讨天帝他老人家的喜欢,所以他会在天上护佑你,不过你在上帝眼里你只是一个卑微弱小的人王罢了,你不可肆意妄为,不可放纵自己” 给文王尸主送衣服的程序就这样走完了。

  丁丑日,(乙亥日封禅大典之后两天),武王大宴群臣,杀牛宰羊,给所有的有功之臣都分了块祭肉。武王屈尊降临宴会,举杯道:“干杯!都把杯底亮过来”。我很荣幸(有庆)地在武王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分到了一块祭肉,还和武王一起喝过酒!真是太令人激动了,武王万岁!我要把这件光荣的事情刻于金簋,书之竹帛,让后世子孙们都能分享我的荣耀!

  文中的 “衣祀”指遍祀先王;“事喜上帝”的“喜”,即《诗经•商颂•玄鸟》中“大糦是承”的“糦”,即祭上帝。

  铭文字形参差错杂,变动不居,在拙朴散乱中显示运动与和诣之美,有轻有重的笔画在某种程度上有自然书写带来的笔墨痕迹。其铭文用韵协调 ,是赋体先河

  天亡簋出土以后很长时间失去踪迹。1956年忽然又在上海发现,令学者们惊喜不已。现藏于中国博国家物馆。

  12、宜侯夨(cè)簋:

宜侯大簋及内腹残留铭文

  宜侯夨簋是西周早期青铜器。为康王时宜(或释俎)侯夨所作的祭器。有人认为“夨”就是吴国的国君周章,也有人认为“夨”是周章的弟弟——虞仲。1954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西周墓。

  簋高15.7厘米,口径22.5厘米,足径17.9厘米。器侈口,圆形,束颈,鼓腹,四兽首耳,高圈足,有四扉棱。下缘附边条。腹部间饰涡纹、夔龙纹,圈足饰鸟纹。腹饰圆涡纹及夔纹,圈足饰夔纹。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0余字,全文如下:

  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卜于宜口土南。王令虞侯矢曰:〔迁侯於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三十又五,〔厥〕……百又四十。锡在宜王人〔十〕又七裏。锡奠七伯,厥〔庐〕〔千〕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大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

  因为该簋是破碎的碎片重新拼接,且碎片没有全部回收,因此丢失了不少铭文。即是如此,其残存铭文也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是迄今为止,在所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中唯一记载西周时期周天子分封诸侯的重要文献。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周建国后,“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天子分别授予自己的子弟、亲族及功臣一定范围的土地,建立封国,以屏卫王室,受封者即是诸侯。据史书记载,西周初年分封了71国,其中较大的有鲁、齐、燕、晋、卫等。通过分封诸侯,周人不但牢固统治商朝原有地区,而且其势力、影响得以不断扩大,远远超过了商朝。其中的夨原在虞,称虞侯。这件铭文记载周王改封夨于宜地为宜侯,同时赏赐祭祀用的香酒、代表征伐权力的弓矢及宅邑、土地和奴隶之事。分封制从此有当时的铭文记录征信。铭文中的王是周武王,成王,还是康王,众说不一,但康王的可能性最大(这里考证从略)。如果真如此,分封制不仅在立国之初,到周武王之孙姬钊(?―公元前996)仍在实行或进行调整。

  二是隐藏着吴国早期一些神秘史实。这涉及到虞和宜具体在何处。主要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说“宜”可能就在铜器出土地丹徒县一带。夨即是吴国的国君周章,或是周章之子熊遂。如此说成立,史学意义极大:一来更正了先秦最早编年史相关史实。据《春秋》三传记载,周在淮河以东以南的地方并没有转封的诸侯,但是宜侯簋的出土填补了这个缺失;二是

  牵涉到虞和吴的关系。吴人自称是叔虞之后。叔虞,姬姓名虞,周武王第三子、周成王之弟。周成王少年时对他的弟弟叔虞有过封国的承诺,日后太史和周公都要求成王履行承诺,遂封唐叔于唐国,并产生“桐叶封弟”的典故。所以叔虞又称唐侯。“唐”在山西翼城西部,“宜”在江苏丹徒一带,两者如何能扯到一起:该簋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康王在审视了东国之地之后,又把虞侯转封在宜,因此唐侯就变成了宜侯。因此宜侯与叔虞仲的关系很明确,是宗子转封外地的关系。宜国亡国后建立的与当地文明结合的“吴”国,自然吴人也就声称自己是叔仲之后了。

  正由于上述缘故,宜侯夨簋一出土就受到史学家的青睐,成为西周青铜器中考释最多的一件。

  另外,这件青铜器的出土和修复经历,也为文物保护留下许多教训:

  据该器的发现者,丹徒县绍隆寺的福贵老和尚回忆,1954年他在村长聂长保家打工,在一块坡地上翻土时,掘岀了一批青铜器。他的发现引发村民的围观,纷纷议论是否是金器。聂长保的儿子为了检验质地,随便检岀了一件,一锄头打得粉碎,他打碎的恰恰就是这批青铜器中唯一有铭的《宜侯夨簋》。现存的《宜侯夨簋》是用碎片缀合的,接缝处的铭文难于辨认,更严重的是碎片没有全部回收,丢失了不少铭文。这是对《宜侯夨簋》的第一次伤害;文物工作者清理烟墩山古墓时的缺失,又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在修复《宜侯夨簋》时,工作人员在簋腹的四个耳形装饰物下各挂上一个铜珥。展岀期间,某专家指岀耳下不该有珥,才又把四个铜珥摘去。这四个铜珥是那里来的?在缀合簋体的有铭部分时,是否也拼入了无关的碎片?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非专业修复对《宜侯夨簋》造成了第三次伤害。

  宜侯夨簋现藏于中国博物馆。

  13、史墙盘:

史墙盘及盘内铭文

  史墙盘是西周微氏家族中一个名叫“墙”的人,为纪念祖先而作的铜盘。因为“墙”做过史官,所以又称为“史墙”。盘是盥洗具,相当于脸盘。流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器型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西周时期的盘一般有双耳,圈足或者在圈足下再加三个小足祭祀和眼宴饮时常与匜配合使用:用匜浇水洗手,用盘在下面承接。

  史墙盘是西周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盘型巨大,制造精良,整体通高16.2cm、口径47.3cm、深8 .6cm。盘腹外附双耳,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腹部垂冠分尾凤鸟纹中的凤鸟有长而华丽的鸟冠,鸟尾逶迤的长度,为鸟体的二至三倍,延长部分与鸟体分离,凤鸟纹在当时象征着吉祥,是西周时期最为流行而且最富时代特征的纹饰。

  史墙盘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因为底部铸有铭文284字,是建国后发现的铜器铭文最长的一篇。铭文首先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颂扬祖先功德,祈求先祖庇佑,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

  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现在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释文为: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受万邦。圉武王,遹征四方,达殷,民永,不巩狄虘,伐尸童。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宖鲁邵王,广楚荆。隹南行。穆王,井帅宇诲。宁天子,天子文武长刺,天子无匄。祁上下,亟慕,吴亡臭。上帝司夒,尣保受天子令,厚福丰年,方亡不窋见。青幽高且,才霝处。武王既殷,史刺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于周卑处。乙且,匹氒辟,远猷心子。明亚且且辛,毓子孙,多孷,角光,义其祀。文考乙公,屯无誎,农啬戉隹辟。孝史,夙夜不窋,其日蔑。弗敢抯,对扬天子丕显休令,用乍宝彝。刺且文考,弋受尔。福褱录,黄耇弥生,龛事氒辟,其万年永宝用。(据李学勤先生释文对照整理)

  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14、毛公鼎

毛公鼎及鼎内铭文

  西周作品,郭沫若定为周后期宣王时器。清道光末年出土,于咸丰二年(1852)由古董商苏亿年收购,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口沿上有厚实高大的双耳,深腹外鼓,腹如半球形,足呈马蹄形,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颈部的两道凸弦纹之间亦饰以精美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

  毛公鼎最大的文物价值是内壁铸铭文32行,长达499字,是我国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记载了周宣王告诫及赏赐大臣毛公的策名辞,以及毛公铸鼎的缘由,

  其大意是: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周王策命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辅国,不可横征暴敛,壅塞民意,绝不能重蹈先臣违诺王命,官纪不饬,酗酒无度,而遭丧国之祸的覆辙;毛公感恩周王所委之重任以及所赐之酒食、舆服、奴隶、兵器、玉饰、仪仗等丰厚的赏赐而铸鼎纪事,子子孙孙永宝永享,它对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等均有重要价值,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郭沫若称赞它“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的铭文也是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表现出上古书法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用笔以中锋裹毫为主。在具体操作中应是逆锋而入,抽掣而行,提笔中含,锋在画中而至于收笔;其收笔未必笔笔中锋,只是轻按笔锋停止即可,即所谓“平出之法”, 为后人提供了很好的临摹模版。其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体势显示出大篆书体高度成熟的结字风貌,瘦劲修长,奇逸飞动,气象浑穆,不促不懈,仪态万千。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而无做作,呈现出一派天真烂漫的艺术意趣。通过《毛公鼎》文字书写的完美布局,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

  毛公鼎出土后经历的沧桑,又是一部中国现代史:

  关于它的出土情况,据学者贺世明先生考证,是于清道光年间(1851),是由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来的。古董商闻讯前来看货,当即以白银300两购得。但当把鼎运至村南时,被村民董治官拦下,说这鼎位于他和董春生两家相交的地界上,他也有一份,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回到县上,便出资贿赂了县知事,董治官被抓投入监狱,罪名有两条:一是私藏国宝,二是取名“治官”,乃犯上作乱,当堂命令他改名为“治策”,把他用铁链吊拷了一个多月,迫令招供藏鼎何处,然后派武装人员去藏处取出运往县衙。然后被这个古董商即出重金悄悄买走。此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向北京的著名金石学家兼收藏家陈介祺发函告知,陈接信后马上汇来白银100两,言明以50两作为货款,50两作为运费,让苏雇车专程送来。陈见此宝鼎价值超出他的预想,极为高兴,又赏苏白银1000两,把此鼎锁藏于秘室,他经过深入研究,写出了铭文考释文章和题记。

  毛公鼎入陈家之后的近百年间又屡经变故。陈介祺病故后,陈氏后人把毛公鼎卖给清末重臣端方。辛亥革命爆发后端方被革命军所杀,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于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辛浦森,欲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求购,美国人福开森积极从中说合。但由于当时的5万美元仅合4万块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爱国人士竭力护宝。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1930年,郑洪年、冯恕二人分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但仍存于大陆银行,后来叶迁居上海,毛公鼎也一同转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及叶之收藏书画未能带走。叶在上海之妾潘氏意欲侵吞叶在沪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致电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主持讼事。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其侄:“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当叶公超到上海应诉之时,潘氏已向日本宪兵队密告叶宅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万幸的是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两支自卫手枪,日本宪兵注意力转移,对查找毛公鼎之事有所疏忽,而毛公鼎当时就藏在叶恭绰的床下,竟未被发现,但叶公超却因手枪被查出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实。后为脱身之计,密嘱家人铸造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释放,但仍受监视。后来叶公超终于在1941年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给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恭绰不得已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患病,经济困顿,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后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出资赎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国家。1946年春毛公鼎由上海运至南京,由中央博物馆收藏。后为庆祝蒋介石60寿辰,由中央研究院和教育部于1946年10月联合举办“文物还都展览”一个月,毛公鼎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

  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毛公鼎亦在其中,后由新成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附:毛公鼎原文(经过断句):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辥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甹朕立,虩许上下若否。宁四方死母童,祭一人才立,引唯乃智,余非庸又昏,汝母敢妄宁,虔夙夕,惠我一人,拥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毛公鼎铭文拓版王若德,用印邵皇天,緟恪大命,康能四国,俗我弗作先王忧”。

  王曰:“父歆,余之庶出,入事于外,专命专政,蓺小大楚赋,无唯正闻,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专命于外,厥非先告歆,父歆舍命,母又敢专命于外。 王曰:父歆,今余唯緟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毋顀于政,勿雝建庶口。母敢龏槖,龏槖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母敢湛于酒,汝母敢坠在乃服,恪夙夕,敬念王畏不赐。女母弗帅用先王作明刑,俗女弗以乃辟圅于囏”。

  王曰:“父歆,已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女摄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雩朕亵事,以乃族干吾王身,取专卅寽,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黄,玉环,玉瑹金车,绎较,朱嚣弘斩,虎冟熏裹,右厄,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童,金豙,涑燢,金簟笰,鱼箙,马四匹,攸勒,金口,金膺,朱旗二铃,易汝兹关,用岁于政,毛公对歆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译文:

  周王说:“父皇啊!伟大英明的文王和武王,皇天很满意他们的德行,让我们周国匹配他,我们衷心地接受了皇天的伟大命令。循抚怀柔了那些不来朝聘的方国,他们没有不在文王、武王的光辉润泽之中的。这样,老天爷就收回了殷的命令而给了我们周国。这也是先辈大臣们辅助他们的主君,勤恳奉天大命的结果。所以皇天不懈,监护着我们周国,大大巩固了降给先王的匹配命令。但是严肃的上天突然发出威怒,嗣后的我虽没来得及领略天威,却知道对国家是不吉利的。扰扰四方,很不安宁。唉!我真害怕沉溺在艰难之中,永远给先王带来忧惧。”

  周王说:“父皇啊!我严正地遵守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毛公)治理我们国家和我们家族的里里外外,操心大大小小的政事。屏卫我的王位,协调上下关系,考绩四方官吏,始终不使我的王位动摇。这需要发挥你的智慧。我并不是那么平庸而昏聩的,你也不能怠忽苟安,虔诚地时刻地惠助于我,维护我们国家大大小小的谋划,不要闭口不说话。经常告诉我先王的美德,以便我能符合天意,继续勉力保持大命,使四方诸国康强安定,使我不造成先王的担忧!

  周王说:“父皇啊!现在我重申先王的命令,命令你(毛公)做一方的政治楷模,光大我们的国家和家族。不要荒怠政事,不要壅塞庶民,不要让官吏中饱私囊,不要欺负鳏公寡妇。好好教导你的僚属,不能酗酒。你不能从你的职位上坠落下来,时刻勉力啊!恭恭敬敬地记住守业不易的遗训。你不能不以先王所树立的典型为表率,你不要让你的君主陷入困难境地!”

  周王说:“父皇啊!我已对这些卿事僚、太史僚说过,叫他们归你(毛公)管束。还命令你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我的一切官吏。你率领你的族属捍卫我。取资三十寽,赐你香酒一坛、裸祭用的圭瓒宝器、红色蔽膝加青色横带、玉环、玉笏、金车、有纹饰的蔽较、红皮制成的鞃和艰、虎纹车盖绛色里子、轭头、蒙饰车厢前面栏杆的画缚、铜车辔、错纹衡饰、金踵、金秜、金蕈席、鱼皮箭袋、四匹马、镳和络、金马冠、金缨索、红旗二杆。赐你这些器物,以便你用来岁祭和征伐。”毛公为了报答天子的辉煌美德,因而铸造了一个宝鼎子子孙孙永远宝用。

  15、散氏盘

散氏盘及盘内铭文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西周晚期厉王时代作品。清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今宝鸡市凤翔县) 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散氏盘的造形、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端正的风格。盘高20.6厘米,口径54.6厘米,盘底直径41.4厘米,重21.312公斤。圆形 ,浅腹,双附耳,高圈足。腹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散氏盘最大的文物价值亦在铭文。散氏盘的铭文共三百五十七字,全篇记载西周时,散、矢两国土地纠纷的事。散国约位于陕西宝鸡凤翔一带,西北方与夨国为邻。由铭文内的人物推知,此盘的铸作年代约在西周厉王时期。大意是说:矢国侵略散国,后来议和。和议之时,矢国派出官员十五人来交割田地及田器,散国则派官员十人来接收,于是双方聚集一堂,协议订约,并由矢国官员对散人起誓,守约不爽。矢人将交于散人的田地绘制成图,在周王派来的史正仲农监交下,成为矢、散两国的正式券约,铸铭于盘,于是这件盥洗用具也就成了邦国重器。也就成了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唯一实证史料。

  从书法方面来看,“散氏盘铭文”作为西周时期粗犷遒劲的金文书法,与 ,《大盂鼎》并称为金文瑰宝。其笔法乃圆笔钝笔交叉使用,但圆而不弱,钝而不滞,是《散氏盘铭文》在技巧上的着重点。在体势上,字型结构避让有趣而不失于轻佻,多变但又不忸怩造作,珠玑罗列,锦绣横陈,在极粗质中见出极精到,这是《散氏盘铭文》的魅力所在。

  其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但字形构架并非是固定不变、呆板生硬的。它的活气跃然纸上,但却自然浑成。特别是在经过铸冶、捶拓之后,许多长短线条之间,不再呈现对称、均匀、排比的规则,却展现出种种不规则的趣味来。

  散氏盘出土后的经历又是让人感慨不已:

  据清朝张廷济所著之 《清仪阁题跋》 等资料,散氏盘于清康熙年间于陕西凤翔出土后,经多人收藏之后,于嘉庆十五年,为湖南巡抚阿林保从江南的一位盐商手中买得。这年冬,嘉庆皇帝颙琰50岁的生日,阿林保将散氏盘敬献给皇上做寿礼。经由内务府著名金石学家阮元鉴定为西周时期物品,并制作铭文拓片,收藏于内务府库房。嘉庆皇帝不像乾隆皇帝那样酷爱古玩字画和美玉。散氏盘入贡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久藏禁中。因时间太久,六朝皇帝谁也不去鉴赏,以致无人知晓它收藏在什么地方。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时,传闻散氏盘在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时被烧毁,并多年不见踪迹。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溥仪出宫前,时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的马衡在清查故宫物品的时候询问过原内务府人员,从养心殿陈设的核查中发现了散氏盘。内务府又提供了散氏盘的原拓本,用拓本对照原物完全相符。确定该盘是散氏盘原件,烧毁一说纯属传闻。1933年日军侵占华北时,散氏盘随文物南迁离开故宫,又经过抗战期间大西南一番辗转,1948年大陆解放前夕,南京故宫博物院将所藏珍贵文物迁运台湾,散氏盘亦在其中,现于故宫博物院收藏。

  16、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及盘内铭文

  “虢”是西周时期的一个诸侯国,位于今河南省三门峡附近。“季”是中国古代对兄弟排行的一种称谓,是兄弟排行最小的。“子白”则是这位虢国排行最小的公子名字。此盘为西周宣王时作品。清道光年间(1820——1850)出土。

  虢季子白盘与毛公鼎、大盂鼎、司母戊鼎并称四大国宝,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虢季子白盘体形硕大,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盘呈长方形,四角为圆弧状,腹下敛,平底,有四个曲尺形的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使器物避免了粗笨感。铜盘四壁外侧通体铸有花纹,上部为窃曲纹,下部为环带纹,整体纹饰十分精美,又不失敦厚大方、庄重肃穆的西周神韵。在铜盘两侧,还各有两个向外突出的兽首衔环,环上的花纹呈绳索状。这说明,当年要挪动这个铜盘,必须要套上绳索,由七八个壮汉一起用力才行。

  虢季子白盘之所以珍贵,不仅在于它的形制,盘内底部正中铸刻的111字铭文。据有关专家考证,虢季子白在西周的历史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贵族,他曾多次带兵出征,以骁勇善战著称。西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5),虢季氏子白受周天子命,率军战胜玁狁(xian yun) 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此盘以为纪念。铜盘内的111字铭文就是对是对战功与赏赐的记录。成为研究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史料。铭文如下:

  佳(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作)宝盘。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子白义(仪)。王各(格)周庙宣榭,爰乡(飨)。王曰:“白父,孔显又(有)光。”王赐乘马,是用左(佐);;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铭文的大致意思是:在西周宣王时期,北方的猃狁族入侵,虢季子白在对猃狁族的一次战斗中,杀敌五百余人,俘虏五十人。战斗结束后,子白将俘获的敌人左耳献于周王,周王设宴款待子白,并赏赐子白马匹、武器等物。最后祝愿子孙绵长,万寿无疆!

  这篇铭文记载西周中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次征战,在西周历史以及北方各民族关系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与《宜侯大簋》、《毛公鼎》《史墙盘》、《散氏盘》上的铭文相比,更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以为盘上的铭文是用韵文写成,通篇用韵,而且多是四言句式,是一篇简洁优美、富有韵律和节奏感的散文诗。因而被后人赞为青铜器上的“史诗”,众所周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多是四言句式,而此盘铭文写作手法与《诗经》极为相似,而它的写作时间可要比《诗经》早二、三百年,而且是件实物。而原本《诗经>,早被秦始皇焚掉。

  另外,更值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上铭文的书法,也是西周金文中的极品。在中国书法史上,西周时期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盘类铭文,如《虢季子白盘铭文》、《史墙盘铭文》、《散氏盘铭文》等。这些铭文的书法颇具新意,用笔谨饬、一笔不苟,圆转周到,很有情致,堪称先秦书法之典范,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其中又以《虢季子白盘铭文》的价值较高。虢季子白盘上的金文排列方式和字形处理有别于其他西周铭文:《虢季子白盘》铭文用笔雄迈稳健,布势疏阔从容,字形大小和谐,体势优美,匀整统一,气韵相贯,博大涵容。它最吸引人的是疏朗的章法布局,在行列整齐的大章法中,各字各就各位,并在极力拉开距离和保持独特姿态中取得了单字相对独立的美。盘中的单字结体在整个西周是最为独特的,这种独特性表现在中宫的收紧以及体势的俯仰各异。而这种单字的独立的美感在整个铭文篇章中却完全是和谐的。这样的疏阔的章法和精美的结字很难让我们不联想到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当然,杨凝式是不可能见过《虢季子白盘》的,但是相隔千年的书写者,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却是在相同的审美情趣驱使下完成了他们的艺术杰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单字的中敛外肆和字距的疏朗开阔是有一种互相促进而生的关系的,字外空间因而被最大限度地放大,这给我们在章法处理的时候提供和一个非常宝贵的参照。可以说,虢季子白盘是西周晚期乃至整个两周金文书法作品中最值得咀嚼和回味的一件。

  最后,其出土和经历也和司母戊鼎、散氏盘、毛公鼎、浑源牺尊的遭遇一样,是一部令人感慨不已的中国现代史:

  同治三年(1864年)4月, 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攻下常州后,驻扎在曾为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王府中。一天午夜,万籁俱寂之中突然传来悦耳的金属叩击声。刘铭传秉烛寻音,转到马厩之内,听到马笼头的铁环碰击马槽时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他拨开草料一看,原来马槽竟是个大铜盘,盘底还刻着字。刘铭传经询知道这就是有名的“虢季子白盘”,非常兴奋,赶忙派亲信将此盘送回安徽老家肥西刘老庄。刘铭传极为珍惜此盘,专门为此建一座精致的亭子储藏此盘,名之曰“盘亭”。盘亭轻易不开启。偶尔开启,仅拓片数张,分赠密友。能睹其实物者极少,连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难得一见。此后几十年,此盘一直保存在刘家。北洋军阀时,刘镇华曾去搜索此盘未遂。抗日战争期间,合肥沦陷,日寇又去索取。刘家后人只得深埋地下一丈多深,然后拒加迁往他乡才躲过了战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曾派人武力胁迫刘家后人索取此,迫使刘铭传盘四世孙刘肃又远避他乡。更有甚者,李品仙亲信合肥县长隆武功竟把县政府设于刘府。为寻找虢季子白盘,竟撬开所有地板,掘土三尺。新中国成立后,刘肃主动提出将铜盘献给国家,国家当即奖给他大米五千斤。1949年12月,这只铜盘被送到了北京,后来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17、吴王夫差矛、越王勾践剑

吴王夫差矛

越王勾践剑

  吴、越原是长江中下游小国,与中原各国交往不多,中原各国视之为蛮夷。春秋之前,吴器出土并不多;春秋时,吴国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和质量也均不及中原各国。唯有吴、越的青铜兵器制造一枝独秀,名匠辈出。“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其中吴王夫差青铜矛和越王勾践剑则是其中的极品,代表着两国精湛的兵器制造水平。这大概与吴王阖闾、夫差都大力从事军务建设,悬赏重金,鼓励工匠制造武器有关。于是“吴作钩者甚众”。越王勾践剑是1965年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 发现;吴王夫差青铜矛则在两公里外五号墓发现,时间是 1983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吴王夫差矛为青铜铸造,为一件装饰华美、完整如新、锋刃锐利的矛状兵器。长29.5厘米,宽3厘米。两面脊部均有凹槽,凹槽基部有铺首装饰,铺首有孔可系绦,銎部中空,器身遍饰精美的几何形花纹,上篆错金铭文八字:“吴王夫差自乍(作)甬(用)”。

  春秋时吴王夫差剑在湖北、山东、河南已有发现。但造型如此精美、铭文如此特殊的吴王天差矛,实乃首见,它对研究楚史、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关系及当时的铸造工艺、古文字等,都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越王勾践剑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剑首为圆箍形,剑格正面用蓝色玻璃背面用绿松石嵌出花纹,剑身饰菱形暗纹。剑身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8 个鸟篆铭文。制作精良、犀利异常,更让人惊奇的是,这把青铜宝剑穿越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但剑身丝毫不见锈斑。反映出越国当时制剑工艺的高水平。

  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皆出土于湖北江陵,这是楚国的郢都所在,1965年在江陵的藤店还发现一柄越王朱钩剑,三地距离均不超过两公里。1976年,在湖北襄阳蔡坡12号墓中出土了一柄“吴王夫差剑”,长37厘米,剑身铸有篆书阴文两行10字:“攻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吴越兵器如此集中出现在楚国都城附近,这绝非偶然。春秋晚期,吴越争霸,以越王勾践灭吴告终。至战国中期,楚又灭越。吴越珍宝尽数流入楚都乃必然之事。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这些吴越兵器中的极品皆在无声地告诉我们上述史实。

  另外,吴国的青铜器在江苏境内的江宁、六合、仪征、丹徒、句容、溧水、溧阳、丹阳、武进、无锡和苏州都有出土。但较为奇怪的是吴国兵器,如剑、戈、矛等,除在江宁偶见外,大部分都出在江苏境外,如安徽的淮南、庐江、霍山、南陵,湖北的襄阳、江陵,河南的辉县,山西的原平、万荣,山东的沂水、平度和临朐等地。 1964年,在山西原平峙峪一座晋墓中,出土一柄“吴王光剑”,长50厘米,剑身装饰火焰状花纹,寒光闪闪,至今犹可断发。这同样是在无声地告诉我们吴越当年与中原争霸的这段历史。

  吴王夫差矛和越王勾践剑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18、浑源牺尊

  牺尊,牛形酒容器,主要用于古代祭祀活动。1923年出土于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一只牺尊,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发展第二个高峰的杰作,现存上海博物馆与这只牺尊一同出土的还有近60件文物,共称李峪青铜器。牺尊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张口、鼻穿环、两耳直立、两角成弧形向前。颈、背、臀部各有一圆孔,牛腹中空。此造型,在中国青铜器中绝无仅有。牺尊的纹饰也很别致,既有兽面纹,也有动物纹,这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也比较少见。

  此牺尊的流转迁徙也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牺尊于1923年正月十五为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在庙坡金圪洞附近所得。但高凤章及其后人在此之后相继去世。两三个月后,县官谢恩承派警察到了李峪,没收村民手里的宝物,作为文物充公。文物共计36件,价值最高的牺尊从何人手中收得,现已无从考证。

  县里将牺尊等李峪青铜器,先在中学展出,再放到图书馆供人观赏,最后藏到了县府。1924年,县官谢恩承开始拍卖这36件文物。法国人古董商王涅克以五万大洋购买这批文物。但他却没有拿到“牺尊”这个最为珍贵的青铜器。因为谢恩承给了他一批赝品。为此王涅克将浑源县告上法庭。这个官司从1925年一直打1928年,最终不了了之。此时阎锡山的民政总长田应璜和县府定下了四万大洋的价格。买下包括牺尊在内的剩下文物。凭着权势付了一点订金后,便将这批文物弄到自己手里。1927年,田应昌去世。大树一倒,县官谢恩承便以“不愿履行付款义务”为由,将这批文物收回,开始重新拍卖。1932年,古董商卢丰年以二十九万元买得这批文物,将其运到北平,藏进北平大德通银号。大德通银号,赫赫有名,是祁县乔家的产业。牺尊等青铜器在这里一藏就是15年,直到1947年才在上海再次面世。不过,原来的36件,已经变成12件。在上海被张雪耕“雪耕斋”文玩号所获。

  1948年7月,张雪耕将文物以“仿古品”的名义向上海海关申报,获顺利通过。9月,“仿古品”装上停在上海码头的邮轮,准备运往美国纽约。就在启航前夕,上海市立博物馆人员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上海市长之命,要重新检查这批“仿古品”。经查,这批“仿古品”共345件,只有3件为仿古品,其余均为价值很高的文物,其中包括李峪青铜器。文物被查扣,张雪耕不死心。他活动国民政府内务部。内务部下令重新检查,要求以仿古品准许出口。原来,张雪耕的靠山是卢芹斋。卢芹斋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古董商,在欧美古董界有巨大影响力,中国很多文物流失国外,都与其有关。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浑源买走牺尊等李峪青铜器的卢丰年就是卢芹斋,而上海的张雪耕出口“仿制品”也只是在为卢芹斋定做。

  但事情又起了戏剧性变化:就在内务部下令重查、张雪耕得意之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于是海关文物全部扣留。现存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馆内

  此牺尊的价值,从2004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中,或许亦可见一斑。当时,上海博物馆和巴黎吉美博物馆互换青铜重宝展览。吉美博物馆送出的是象尊,也是我国流失的文物,代表的是中国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而上海博物馆送出的,就是牺尊,代表着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

  19、云南牛虎铜案

  二千年前古滇国人青铜祭祀器具, 1972年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现藏云南博物馆。高43厘米,长76厘米,重17公斤。铜案由二牛一虎组成,大牛背为案面,四腿为案足,腹下横立一小牛;一只老虎抓扒在大牛臀部,虎口紧咬牛尾。动与静、大与小、生与死、善与恶、爱与恨对比强烈,集于一体作品构思奇特,造型巧妙,意蕴深刻。无愧为 “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 之说。

  20、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战国时期南方小国曾国的国君,姓姬名乙,生于公元前约475年,卒于公元前约433年。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钟是一种打击乐器,用于祭祀或宴饮时。最初的钟是由商代的铜铙演变而来,按其形制和悬挂方式又有甬钟、钮钟、镈钟等不同称呼。频率不同的钟依大小次序成组悬挂在钟架上,形成合律合奏的音阶,称之为编钟。商代的钟为3枚一套或5枚一套,西周中晚期有8枚一套的,东周时增至9枚一套或13枚一套。春秋战国时期编钟风靡一时。

  1957 年,在我国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出土的第一套编钟为13枚,曾侯乙编钟则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于1978年在今湖北省随州市区西约一公里处的擂鼓墩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当地驻军为扩建营房正准备在此打炮眼炸石头,偶然发现了曾侯乙墓。当考古小组赶到现场时,部队施工打的炮眼距古墓顶层仅差80厘米,只要再放一炮,这座藏有千古奇珍的古墓就会永远不复存在。曾侯乙墓面积达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6倍。 1978年5月22日凌晨5时,墓室积水抽干后,雄伟壮观的曾侯乙编钟露出了它的真面目,所有在场的人都被这座精美绝伦的青铜铸器惊呆了:历经二千四百多年,重达2567公斤的65个大小编钟整整齐齐地挂在木质钟架上。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一级文物。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这个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曾侯乙编钟出土,是中国文物考古、音乐史和冶铸史上的一件大事。

  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三层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1件;中间及下层的也称为甬钟。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总量重达5吨,是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编钟。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面木架垂直相交组成,长面位于墓西,长7.48米,高2.65米;靠南的一面长3.35米,高2.73米。在木架中有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6个铜铸佩剑武士和8根圆柱承托住整个编钟,形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有246个。

  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上层19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45枚钟上不仅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同时填补了中国早期封建时期的音乐史空白记录,对于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早期封建社会以及东周王朝音乐文化和湖北地区音乐史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重大发现,也摒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的说法

  曾侯乙编钟现存湖北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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