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绝句鉴赏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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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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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又重来!

  据《史记·项羽本纪》所载,项羽在垓下兵败后率领从骑八百余人突围南奔,沿阴陵(今安徽定远县)经东城(临淮关)到达长江边的乌江亭(今和县乌江镇),这时只剩下二十八骑。面对茫茫的大江,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另一种是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笈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笈独不愧于心乎?”于是心甘情愿自刎而死。围绕着这段历史公案,一些咏史诗的作者从不同的创作动机、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唐代诗人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安可知?

  杜牧认为乌江亭长的意见是对的,胜负乃兵家常事,能忍辱负重方是真正男儿。如果项羽能有这样的心胸和眼光,凭借着聪明勇敢的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卷土重来!南宋诗人李清照的观点则同杜牧相反,她赞同项羽的观点:“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咏史》)她认为项羽之一生:生得英伟,死得壮烈,不肯过江东正是他英雄性格的集中体现。初唐进士、武则天时代员外郎于季子的观点与李清照近似:“北伐虽全赵,东归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也许李清照的《咏史》就是受此启发,以来抨击偏安江左,不敢渡江北伐的南宋小朝廷。

  王安石的这首《乌江亭》既不同于杜牧的《题乌江亭》,也不同于李清照、于季子的《咏史》、《咏项羽》,而且同上述的观点都相反。上述的观点尽管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站在同情项羽的这个传统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王安石却一反传统,认为项羽在军事上败局已定,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人心(包括失去了江东老根据地的人心),因此不论他是否渡江,都不可能卷土重来了。诗人能站到民心向背这个高度来分析问题,似比杜牧等人的咏史诗稍胜一筹,同时由于这首诗力翻传统旧案,也给入耳目一新之感。

  诗的首二句是叙事,叙事之中杂有咏叹。百战,指项羽兴兵灭秦以及与刘邦争天下所经过的上百次战役。百战既是虚数也是实指,因项羽就说过:“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项羽本纪》)。疲劳,不只是指连年征战造成将士的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带有对项羽失败原因的探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大封功臣,他采纳鄂千秋的建议,列萧何功为第一;而把“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的曹参列为第二。因为刘邦认为萧何能守住关中根据地,补充军卒,输给粮草,按时不匱。这是“万世之功”(《史记·萧相国世家》)。相比之下,项羽虽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对江东地区并未很好经营。兵源既不足,粮秣供应又经常受到下邳彭越的袭击。所以“疲劳”二字暗中也包含了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因而给人民和军队带来的种种不利,这也为下面所说的江东子弟不肯为之效命埋下了伏笔。“壮士哀”的含义也是如此,它不只是征战疲劳而发出哀叹,内中也是包含了对项羽本人的不满和失望的。项羽入关后,火烧阿房,分封诸侯,焚掠百姓,这就失去了民心。表面上为人“仁而爱人”,实际上“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史记·高祖本纪》),这当然要造成部下将士的哀叹和不满了。项羽在争天下中的这些问题和失误,在垓下一战中彻底暴露了出来,从而也导致了总的崩溃。据《史记》记载,垓下之战,项羽不但军事上失利,而且也失去了民心,自己也失去了斗志。《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项王军壁垓下,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同情项羽的,这段描叙满怀感情地为我们刻划出一位失败了的英雄悲壮的形象,但通过这段描叙,我们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项羽无论在军事、政治、民心、士气上皆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王安石把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用一句话加以高度概括;“中原一败势难回”。这句诗既是由上句“百战疲劳壮士哀”导出的必然结论,又是一反历史上传统看法,对项羽的结局作出品评,充分体现了咏史诗以分析品评为主的特色。下面两句,则是针对前人的传统看法进一步加以评论。王安石的分析,别出机杼,他不着重于军事上的得失,经济上的足乏,而主要从民心的向背来判断战争的胜负,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是比杜牧等人咏史诗高明之处。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也始终贯穿于王安石所写的其它关于楚汉战争的咏史诗中,如《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
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
巢人七十漫多奇,为汉驱民了不知。
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

  项羽准备屠外黄城时,听从外黄城内一个小儿的劝告,为争取民心,放弃了屠城。这首诗也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号称亚父的范增还不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儿懂得这个道理。

  王诗后两句在艺术处理上也很特异,从形式上看似乎不通,宋与秦已相距八百多年,当年的江东子弟不可能“今虽在”,今天的江东子弟更不能为八百年前的项羽效命。实际上,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大跨跃,用情感来改造时间。在诗人眼中,战争胜负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古今一理,由于项羽失去民心,不管他在何时何地,人民都是不肯为之效命的。这种从现实中提取出来又超越现实的客观真理,我们谈起来不但没有时间上的荒谬感,相反觉得诗人观察敏锐,识见高远。当然,这种用情感改造时间的写法,也不是王安石的独创,如白居易的《和燕子楼》:“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诗经·釆葛》。“彼釆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都是这种写法,王安石不过善于借鉴,善于翻新罢了。

  王安石一生写过不少咏史诗,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一反传统,标新立异,但在艺术上却可分成两种水准;一种是象《商鞅》、《范增》那样的咏史诗,纯粹议论、章法平直、诗意浅露,这在王的咏史诗中算是下乘;另一种象《明妃曲》,虽有议论,但全诗景物描写细致,人物形象鲜明,感慨深沉隽永,则应算其咏史诗中的上乘。这首《乌江亭》,议论之中兼有叙事、描写和感慨抒发,读后耐人寻味,虽比不上《明妃曲》,但也可算咏史诗中的佳品了。

  最后想说的是,王安石此诗虽然立论新颖,批判尖锐,但也并非全是新创,其中也有继承。晚唐进士汪遵就写过两首关于评论项羽不过江东的诗作,皆写于和州乌江,一首叫《乌江》:“兵散弓残挫虎威,单枪匹马突重围。英雄去尽羞容在,看却江东不得归”;另一首叫《项亭》:“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立意皆是批判项羽暴虐,不修仁德,违反天道,自然败亡,最后是英雄末路,有家难归。汪遵是安徽宣州泾县人,与和州为邻州。王安石年轻和晚年皆在金陵,与和州、宣州都很近,读过此诗并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王安石此诗有继承更有创新,对后人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其立论的角度,但思想深度似乎都没有超过王安石。如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云:“杜牧之《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牧之诗好奇而不谙事理,荆公诗於事理较合,然论项王,亦未得要害处……愚意羽大罪在弑君”(卷四)他认为王安石《乌江》的思想批判超过了杜牧,项羽之败亡,符合天心民意。但认为项羽起兵反秦,杀掉秦王孙心,这是项羽最大的罪过,这就是腐儒之论了。

安徽和县乌江镇霸王庙  霸王庙内项羽像

附 录

《南濠诗话》 明·都穆

  杜樊川《题乌江项羽庙》诗云:“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后王荆公诗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荆公反樊川之意,似为正论,然终不若樊川之死中求活。谢叠山谓柳子厚书箕子庙碑阴,意亦类此

《谰言长语》卷下 明·曹安

  人非尧舜,岂能每事尽善。然古之人有负重名者多矣,失其所依,或改其初心之类不一,固可悯焉,亦不逃君子之清议也。史有数百言不能悉其事者,诗以二十八字咏而尽之。如范增之从项羽,钱舜选云:“暴羽天资本不仁,岂堪亚父作谋臣。鸿门若遂尊前计,又一商君又一秦”;刘后村咏杨雄云:“执戟浮沉亦未迂,无端著颂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方秋厓咏张华云:“堪笑张华死不休,徒精象纬古无俦。中台星折何曾识,秪识龙泉动斗牛”。亦可谓之诗史。然诗亦责之大过者,完颜璹咏马援云:“可叹迂疏一老翁,岂堪床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犹难辨,万里争教论杜龙”;瞿宗吉咏狄梁公云:“社鬼祠神总遁藏,花妖月媚敢披猖。梁公正直难欺侮,却事宫中武媚娘”。世谓杜牧之《项羽庙》诗,死中求活。王荆公解之云:“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薛能讥孔明,张养浩解之云:“廊庙草庐初不异,谁言只合卧终身”。能后遭军乱杀死,则孔明未可薄也。

《养一斋诗话》卷四 清·潘德舆

  杜牧之《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牧之诗好奇而不谙事理,荆公诗於事理较合,然论项王,亦未得要害处。晚唐人“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皆非要害,不足为笔挟风霜。曩一友持《续范增论》见示,力駮长公说,词气衮衮可爱。予谓之曰:“君作欲跨苏文上,诚属有志。愚意羽大罪在弑君,增甘心为贼党,以此十二字作主,增案乃定,苏文亦不攻自破。此似得其要害处也”。夫要害处乃经史之大义,大义与好议论自别,作论史佳诗,非深於经法不可矣。

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轼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著名学者散文家苏洵长子,苏辙之兄。嘉佑六年(1061)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三年任满后,父亲苏洵病故。他与弟弟扶丧归里守孝。熙宁二年(1069)还朝,正值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苏轼与他的老师欧阳修等皆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纷纷离朝。苏轼也主动请外任,担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地方官。政绩显赫,深得民心。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元丰三年(1080),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御史中丞舒亶、何正成以及李定等在苏轼的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弹劾苏轼“指斥乘輿”、“包藏祸心”。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 “文字毁谤君相”的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侥幸被释后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任团练副使,在黄州四年多,曾于城东之东坡开荒种田,故自号“东坡居士”。 元丰七年(1084),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苏轼为人正直,不纠缠于朋党。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绍圣四年(1097)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安置。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

  苏轼的灾难到死后还没有完结。苏轼死后第二年,崇宁元年(1102)九月,宋徽宗令中书省进呈元佑中反对新法及在元符中有过激言行的大臣姓名。蔡京以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韩维、苏辙、范纯礼、陆佃等二十二人,待制以上官苏轼、范祖禹、晁补之、黄庭坚、程颐等四十八人,余官秦观等三十八人,内臣张士良等八人,武臣王献可等四人,共计一百二十人,分别定其罪状,称作奸党,并由徽崇亲自书写姓名,刻于石上,竖于端礼门外,称之“元佑党人碑”。并下令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后来,更增“元佑党人”蔡京手书姓名,发各州县,仿京师立碑“扬恶”。 直到南宋高宗时追究蔡京等奸臣亡国之责,元祐党人才得以平反,改称为“元佑忠贤 ,苏轼追谥“文忠公”。更有意思的是:“元祐党人碑”是一代忠良被诬的历史见证,又是著名书法家徽宗和蔡京手书,因而成了至宝,“党人的后代纷纷翻刻遗传子孙。至今仍存两件:一件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党人”梁焘的曾孙梁津雇工匠刻于龙隐岩石室内,称为“龙隐”碑,字体为八分书,字迹有三分之一已经漫漶;另一件在融水真仙岩内,是“党人”沈千的曾孙沈暐于嘉定四年(1211)所刻,称为“融水”碑。该碑字迹清晰,更为贵重,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文革时被打翻,用来盖粪坑。文革后搬动中下端约三分之一处又被弄断。

  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一位出类拔萃的奇才。但他还是位小青年参加科举考试时,主考官一代文宗欧阳修披阅了他的试卷后慨叹说:二十年后就没有人再提欧阳修了,“其子当代我独步天下”。其实,苏轼不仅代表宋代文化的最高成就,他也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成就。中国文化史还没有哪一位像苏轼那样,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成为代表人物:

  他是著名的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弟苏辙合称为“三苏”,与一代文宗欧阳修合称“欧苏”。 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称赞苏文是 “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其中议论文,汪洋恣肆;记叙文结构谨严明白条畅,如《石钟山记》、《放鹤亭记》等与其赋作《赤壁赋》、《后赤壁赋》同为传诵名篇。苏文是当时士大夫尤其是举子模拟学习的范本,民间流传说:“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

  苏诗现存诗3900余首,他与江西派代表人物黄庭坚并称“苏黄”,大都抒写仕途坎坷的感慨,也有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现实黑暗之作。苏轼富有开创精神,善于把文章作法运用到诗歌的题材和表现能力之中。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风豪迈清新,尤长于比喻。如《海棠》、《饮湖上,初晴后雨》、《惠崇春江晚景》、《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题西林壁》、有美堂暴雨》等都是传颂不衰的名篇;

  苏词与辛弃疾合称“苏辛”。苏轼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月夜怀子由》、《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南宋词家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又是继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领袖,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他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 “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明代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开创了湖州画派。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

  另外,苏轼在音乐、养生、烹调、盆景等方面也有独特的造诣和贡献,不一一列举。

左:眉山苏祠内的苏轼石雕像;
中:书法《与陈季常书》;
右:绘画《竹石图》

  苏轼善作比喻,而且善作新颖、奇特的比喻。他常常用动态的、有生命的事物为喻体,将一些静态的、无生命的甚至是难以捕捉的抽象事物生动而形象地比附出来。如用“红装”比喻海棠,以“泼乳”比喻新茶,以“赴壑蛇”比喻光阴易逝,以“飞鸿踏雪泥”比喻行踪不定,以落鹰、骏马、断弦、飞电等一系列比喻来形容百步洪。许多诗歌评论家对此都很折服,施补华曾说:  “人所不能比喻者,东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比喻之后,再用比喻,形容之后,再加形容”(《岘佣说诗》)。

  不过,苏轼的善用比喻不只是表现在他比喻的新颖奇特,道人所不能道,更为出色的还是,他善于化腐朽为神奇,将一些人人熟悉的司空见惯的寻常之喻,赋以新的寓意,使入耳目一新。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在比喻上就有此特点·

  诗的一,二两句,是对西湖的本身加以描摹。湖光潋滟是描湖上之景,山色空濛是绘周围群峰。  “潋滟”,不仅写出了西湖在晴日的阳光下波光闪闪的动态,而且也给人一种宁静而轻盈的感觉;  “空濛”,不仅形容出雨中群峰雾气迷茫的身姿,而且也给人一种神秘、难以捉摸之感。诗人用晴日的湖光潋滟和雨中的空濛山色典型地表现了西湖的迷人之景,因为西湖是以山色湖光取胜的。西湖湖面约五。六六平方公里,被白、苏二堤分为里湖、外湖、岳湖、西里湖、小南湖五个部分,在宋代就有所谓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等著名景致。栖霞岭象条翠带从三面环绕着湖水,晴时也是云蒸霞蔚,雨中当然更觉空濛迷离了。如果说“湖光潋滟”、  “山色空濛”是抓住了西湖的典型特征,高度概括了西湖的迷人之处的话,那末“晴方好”和“雨亦奇”则是出色而精当地代表了诗人对这两种景色也是对整个西湖的评价。同时,也为诗中阐发的哲理提供了前提。

  在表现形式上,这两句诗也有其过人之处,一是前后句间工于对仗,前一句写湖光,后一句写山色,前一句写晴日,后一句写雨天。在严谨的格律之中显示出一种对称美。二是一句之中情景交融,两句之间情景相对。  “湖光潋滟”,  “山色空濛”是描其态,  “晴方好”、“雨亦奇”是抒其情,景是变换、对应之景,情是广泛、豪宕之情。这样既把西湖之美概括无余,也把诗人对大自然美景的广泛兴趣表现无遗。前人在总结情景交融这种表现手法时,把它分成三种类型:一是景中有情,如“柳中春水漫,花坞夕阳迟”,二是情中有景,如“勋业频看镜,  行藏独倚楼”,三是情景兼到,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施补华《岘佣说诗》)。这种一句之中情景兼到的表现手法,曾被一些古代文论家誉为诗中佳境。如江亭的“水流心不竞”这一联,浦起龙说它是“透出胸襟,便极闲适”,卢之昌说它是“身在亭中,心游亭外”。苏轼的这两句诗,也是情景兼到的佳品。

  以上是诗的一、二两句,是写西湖阴晴时不同的景色和给诗人的感受。应当说,这种感受还是较为抽象的。“晴方好”,好在什么地方?  “雨亦奇”,又奇在何处?都还未给人具体的形体感受,如果此诗只停留在这一高度上,老实说,也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脍灸人口了。此诗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一、二句的描绘和评说之后,又来个形象的比喻和总体的评价:  “若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喻一出,余作皆废,千百年来,它成了西湖之美的定评,西湖也从此被称为西子湖。

  这一联的绝妙之处在于,他用一个人人皆知的美人来作比附,把西湖之美与早已存留在人们心中的美感沟通起来,形成一个具体可感的美的实体。西施,是越国的美女,在人们心中早已是美的象征。正因为她本身就是美的象征,所以无论她改换哪一种装饰:浓妆艳抹也好,淡扫蛾眉也好,总是相称的。在作者的心中,西湖也正是这样的一位美人,湖光、山色、晴天、雨中,都各有一番风韵。  “总相宜”三字,既包括了晴天的湖光,也包括了雨中的山色,当然也包括了西湖的断桥残雪、苏堤春晓等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的不同景致。所以用西施来比喻西湖,这个比附好就好在它不光给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形象,而且通过“淡妆浓抹”还给了人们一种更加细腻、更为具体的美的形体感受。另外,这个比喻还好在它异常通俗。因为用西施来比喻美人,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西湖秀丽多姿,这也是人人皆知的。但跨越人与物的界线,把西湖与西施比附到一起,把西施的不同打扮与西湖的不同风光联系起来,从中抽出共同的美感特征,这种借寻常事作惊人语的艺术技巧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了。这种巧,是大拙之巧,是一种更为高超的艺术境界。前面说过,东坡在生活中善于发掘,善于变平凡为新颖,化腐朽为神奇。作诗设喻,尤善于运用事物之间的辨证关系,喻人之所不能喻,道人之所未道。在这首诗中是充分体现了苏诗这一特点的。

  这首诗对后人影响很大。两宋之交有位画家赵祖文,画了幅西湖图,就是仿苏轼诗意,湖光山色,烟雨蒙蒙,画题就叫“总相宜“。另一位著名画家杨无咎写了首著名的题画词《水龙吟·赵祖文画西湖图,名曰总相宜》:“西湖天下应如是。谁唤作、真西子。云凝山秀,日增波媚,宜晴宜雨。况是深秋,更当遥夜,月华如水。记词人解道,丹青妙手,应难写、真奇语。 往事输他范蠡。泛扁舟、仍携佳丽。毫端幻出,淡妆浓抹,可人风味。和靖幽居,老坡遗迹,也应堪记。更凭君画我,追随二老,游千家寺”。词中的“记词人解道,丹青妙手,应难写、真奇语”表达对苏轼此诗的无限敬佩之情,最后更道出自己是苏轼的追随者。

  扬无咎(1097—1169) 字补之,自名村梅,又号逃禅老人或清夷长者。清江(今属江西)人两宋之际著名画家,尤擅画梅,开墨梅之派先河。无咎平生耿介,不慕荣利,秦桧当权时,耻于附势,屡征不起。其文学造诣也很高,著有《逃禅祠》一卷,颇有盛名,但被其画家名气所掩盖。游骋瀚墨,堪称一绝。其《四梅花》图,笔法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影响深远,直接影响到元、明、清的许多画家,即使现代画家画的梅花,也常能见其笔法的痕迹。无咎的画,其真迹多已不复存,仅有《四梅花》和《雪梅图》传于世。

  至于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的绝句,更是流传人口:“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

  明代的艾衲居士甚至还对苏轼这首诗作出另类解读。他在《豆棚闲话》第二则“范少伯水葬西施”中说:苏轼在诗中“其实不是赞赏西子。其中还有一个意思,至今还没一个人参透这段道理:西湖一带,“酒搂台榭,比邻相接。画船萧鼓,昼夜无休。无论外路来的客商、仕宦,到此处定要破费些花酒之资。那本地不务本业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内嫖赌荡费多多少少。一个杭州地方见得如花似锦,家家都是空虚。究其原来,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无不破费几贯钱钞。前人将西湖比西子者,正说着西湖无益于杭城,却与西施具那倾国倾城之貌有害吴国意思一样。如今人却重了东坡的才名,爱看了西湖景致,不曾参悟到这个所在故耳”。

  艾衲居士所参透的苏轼将西湖比作西子的真义。就像相声中的《歪批三国》一样,仅供一笑而已。

附 录

《词徵》卷五 清·张德瀛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东坡句也。赵祖文画西湖图,名曰总相宜。杨补之有水龙吟词纪之。

《豆棚闲话》第二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 明·艾衲居士编

  从古来赞美西施的,直把个天地间至妙绝佳的抗州一个西湖比他。苏东坡题一首诗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此说来,难道东坡不如你的见识不成?”老者道:这坡老看得西湖景致好了,没得赞赏,偶然把个古来美色的妇人比方,其实不是赞赏西子。其中还有一个意思,至今还没一个人参透这段道理:天下的湖陂草荡,为储蓄那万山之水,处处年年,却生长许多食物东西,或鱼虾、菱芡、草柴、药材之类,就近的贫穷百姓靠他衣食着活。唯有西湖,就在杭州郡城之外,山明水秀,两峰三竺高插云端。里外六桥,掩映桃柳。庵观寺院及绕山静室,却有千余。酒搂台榭,比邻相接。画船萧鼓,昼夜无休。无论外路来的客商、仕宦,到此处定要破费些花酒之资。那本地不务本业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内嫖赌荡费多多少少。一个杭州地方见得如花似锦,家家都是空虚。究其原来,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无不破费几贯钱钞。前人将西湖比西子者,正说着西湖无益于杭城,却与西施具那倾国倾城之貌有害吴国意思一样。如今人却重了东坡的才名,爱看了西湖景致,不曾参悟到这个所在故耳。只有一个推官胡来朝湖心寺柱上题一对联,却道破此意云:

  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六桥花柳,浑无隙地种桑麻。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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