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养涵厚襟怀远大的一代学术大家——痛悼傅璇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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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3 10193字阅读33分58秒

  首次得晤先生,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此时,先生已誉满海内。《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河岳英灵集研究》等一本本的开创性的或奠基性的唐诗学论著,使我对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有了较多的了解,也产生更多的仰慕之情。九十年代中,我应邀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任客座,得知先生亦在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几次打算去新竹请教,皆临时有事耽搁下来。直到有一天在台湾大学不期而遇。自此两人熟稔后,在台北的近半年岁月中,先生不吝赐教,使我明白了大陆唐代文学各个学术流派的渊源、成就,代表人物的学术经历,特别是各位名家的之间的学术碰撞、师承、以及学术个性,皆非纸上资料所能检索觅得,非沉潜其中、深谙其道的长者所能述备。在其期间,先生又像识途老马,领我穿越台湾唐代文学研究的迷津、丛林,结识了罗联添、杨承祖、汪中等一批古典文学耆宿和领军人物,李善馨、彭正雄、邱镇京等学海、文史哲、文津等台北著名的文史类出版商。在台大的校园里,在新坑的茶叙时,在“宁福楼”的宴请中,我得以了解到台湾唐代文学的研究历程,其中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成果,尤其是台湾古典文学优长与不足,两岸学术的相似与差异以及各自特色,也获赠相当一批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专著和论文集,这都成就了我后来的那本《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为这本小书提供了最直观也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在台期间,最能体现先生的学术胸怀、使命感和感召力的,是他和台湾唐代文学领军人物罗联添先生共同发起编纂的《唐代文学论著集成》。这部论著分为“著作提要”和“论文摘要”两大类别,主要反映近五十多年来我国两岸三地学者唐代文学研究成果,其时间上限大陆和港澳地区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台湾自1945年从日本占领军手中收复以来;下限至2000年二十世纪结束。入选对象是这个时段最富学术含量、最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著作。由两岸三地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十五位学者共同参加选编撰写。主编为先生和台湾大学的罗联添教授。大陆学者有安徽师范大学余恕诚教授、华南师范大学戴伟华教授、西北大学阎琦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张明非教授、安徽大学陶新民教授;台湾方面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李丰楙研究员、东吴大学王国良教授、台湾师范学大学王基伦教授、中正大学郑阿财教授、彰化师范大学黄文吉教授、成功大学杨文雄教授;港澳方面则有澳门大学邓国光教授。这部著作历时五年,于2004年在西安三秦出版社出版,共八卷十册,四百多万字。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仍是两岸三地合作进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参加学者人数最多、成果卷数最多、字数最多的一次。这套专著的完成,从最初构想到发起组织,从编写体例到审稿,乃至出版细务皆是先生亲自过问操办,因为经费并不充裕,编辑内容又不断丰富扩展,很多家出版社都是开初满怀兴趣,最后婉拒。因此最后承印的三秦出版社也是先生反复磋商后才落实的。

  这套论著,出版至今已八年,但从筹划到编写,先生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是二十世纪快结束的最后一个冬季,先生正应新竹清华大学之邀在中文系任客座。一个星期天,学海出版社社长李善馨先生约我们去台北市郊的一个风景区石碇小聚。石碇在台北县的东南,巍峨的皇帝殿拱卫其北,著名的玄奘大学座落其右,是一个自然风景、文化氛围俱佳的游憩之地,台北学术界一些同仁皆喜盘桓其间。善馨先生特意选了个既有山野小店风味又厨艺精致的“福保饭店”让诸位欢聚。南国之冬,犹如中原之初夏,花木扶疏,绿草绵芊。当时在座的有傅先生夫妇,台湾大学的罗联添先生,东海大学的杨承祖夫妇,交通大学的詹海云先生,成功大学的杨文雄先生,李善馨先生和我。出于学者的习性,闲聊之中也不离本行。大家历数近百年来学术大家及其成就,仰慕之中也深深为目前古典文学研究的困境而叹息。尤其是五十年来的阻隔,使两岸学者对对方的学术观点、研究成果都极为陌生。记得当时傅先生曾举台湾中研院院士严耕望先生的《唐代交通图考》为例,这部积三十七年心血而成的煌煌巨著,台湾的专业人士几乎无人不晓,大陆学者却很少有人知道。罗先生也提到当时大陆正激烈争论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真伪,其原委始末,台湾学者也不甚了了。基于如此现状,傅先生觉得可否以唐代文学研究为窗口,两岸学人先做一些沟通交流的具体工作,比如编一套论著提要,将大陆、港澳、台湾五十多年来唐代文学研究中优秀的、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和论文选编出来,分别写成“提要”和“摘要”,使两岸学人首先了解掌握对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的精华所在。此倡议立即得到在座诸人赞同,罗先生答应台湾方面由他出面张罗并任台湾方面主编。聚会后,傅先生向我进一步解释了他的设想:之所以选择1949至2000这五十年,是由于上个世纪百年当中的后五十年是研究观念变化最巨,研究队伍波动最大,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的时期。从两岸来说,也以这五十多年隔阂、疏离最巨,因此,我们先着手选编这后五十年。待是书发行广泛听取意见后,再积蓄力量,编选前五十年,以期把百年学术完整地交给后人。这既体现了先生远大的学术眼光,也反映出先生不忘前人勋业又为后人着想的学术襟怀。正是这种襟怀和使命感,才使他主动承担起这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既吃力,又繁难之务,当然这也是他一贯的为学、为人风格。因为傅先生一贯重视古典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一直强调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要走出去,要加强海外、国外的学术沟通和交流,要注意吸收新的观念、新的手段来改造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传统观念和研究模式。早在1982年的唐代文学首届年会上,傅先生就鉴于当时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发出了重视唐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倡议,对包括唐诗学在内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作出整体思考;1992年,先生首次就任会长的第五届唐代文学学会年会首次向海外开放,日本、美国、韩国以及台湾、港澳地区的专家学者共35人参加了会议,占全部与会人员三分之一还强;2000年在武汉召开的第十届年会上,傅先生着重安排讨论如何加强唐代文学研究的海外和国际交流,在跨入新世纪之际古典文学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傅先生的上述呼吁和倡导,皆是出于改善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生存环境的紧迫感和使命感,皆是出于使古代文学研究向更完备、更有成效方向发展的深层思考,皆表现出先生扩大的襟怀和深远的学术目光,就像先生在我那本小书《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史》“序”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更应该进一步扩展视野,建立开放型的文学研究,把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扩大到全球范围。以唐代文学来说,我们应该研究唐诗、唐文是怎样传播出去的,特别是古代的日本、朝鲜,在接受唐代诗文后对本国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东亚及欧美各国从几个世纪前到现在,是怎样来研究唐代文学的。这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关协调、相接轨的一条途径”

  先生对此不仅振臂高呼,而且也身体力行。众所周知,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诗人丛考》,是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复苏后的发轫之作,它不仅资料丰富、论证周严而声闻海内外,而且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倡导和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观念。该书“前言”,第一句话就是:“若干年前,我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印象很深刻”,接着就提及丹纳的诗人群体理论以及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接着,先生写道:“由丹纳的书,使我想到唐诗研究”:“唐代诗坛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即每隔几十年,就会象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一批成就卓越的作家群”,先生在其论著中亦着重就作家、作品与出现的时代、社会乃至地域的关系进行探讨。在“序”也再次引用丹纳对此的解释:“个人的特色是由于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与民族的活跃的精力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唐代诗人丛考》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其中一部分乃导源于国外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的吸纳和创新。

  围绕这部《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的编纂,先生在2000年春节前回大陆后,先是在大陆期间主持两次编写会议,参加编写的各地的学者汇聚合肥和武当山下,讨论落实大陆部分的编写体例、编写提纲,并写出样稿。傅先生对此逐一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一一敲定。我则在2001年春节后又来到台湾,在台湾大学续做了一年客座。按先生的安排,将大陆方面的编写体例、提纲和学者们的建议、意见带到台湾,将台湾方面的编写计划按先生的想法,同罗联添先生沟通,逐一落实。在台湾也召开了两次编写会议。傅先生和大陆部分编写人员余恕诚、张明非等也飞过海峡,一起参加研讨。

  随着对先生钦佩的加深,上个世纪末,我一直有个想法,写一本关于先生的学术评传,一是作为一个世纪里,中国学术大家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另外也让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在世界学术框架内有个定位。就像先生在上述的学术期待中所呼吁的那样:“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关协调、相接轨”。为此,在内地以及台港、日、韩和德国访学时也就此搜集了不少资料。只是想到先生春秋正富、硕果连连,想等一等再做总结,再加上手头事情老是处理不完,就这样拖了下来。新世纪开始后,先是收到傅明善先生的《傅璇琮学术评传》,继而是先生家乡宁波出版的《傅璇琮学术评传》,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辑出版的《治学清历·傅璇琮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我想,已无需我再蛇足了。但是,关于先生的道德文章,在读过上述评传、专辑后,仍感意犹未足,还是想强调一下我感触最深的几点:

  首先,自然是先生独具慧眼、扎实渊深的文献学贡献。朱熹曾感慨陆九渊的为学,提到“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鹅湖寺和陆子寿》)。我窃以为,先生的旧学新知、已达邃密深沉之境。只要读过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李德裕文集校笺》、《唐翰林学士传论》等考论性文字者,都会得出如此结论。其中每一部专著,皆有学者写过专评,作过专论,无须我再一一列举。我只想谈谈我在阅读时的总体感受:先生上述诸著,新见迭出,使我如见夜空中闪烁的繁星点点;其汹涌的思辨,又使我如临先生家乡边万顷波涛之东海;其文字的简洁智慧,更使我如行山阴道上,山花满眼,目不暇接。每读一过,皆是一次莫大的享受。先生曾坦陈:“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治学清历》)这是先生的治学经验,更是先生的治学精神,他是一种学术自信,更是一种人生境界。更需特别提出的是,对于先生,不存在写作高峰期,而是一如既往、一以贯之,而且老而弥坚、老而弥深。譬如最近,我因为在写《安徽文学史》,常翻阅先生等主编的《全宋诗》。发现我竭力从安徽的方志、碑刻和地方尚存的佚书残卷中发现的资料,很大一部分早已被辑补到《全宋诗》这位作家的名下,如南宋华岳《翠微南征录》今存诗10卷,391首。《全宋诗》又从明代《池州府志》、《贵池先哲遗书》以及刘克庄的《后村千家诗》中辑得诗26首。南宋小家徽州人程垣,有诗七卷,已佚。《全宋诗》则从刘克庄《后村集·跋程垣诗卷》、陈起《江湖后集》扒梳辑出14首。另一位南宋小家宣城人程炎子的《玉塘烟水集》,亦已佚。今存仅《江湖后集》收录的诗作十六首,《全宋诗》又从嘉庆《宁国府志》辑诗一首。

  其次,是先生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创新精神。比起先生扎实渊深的文献学贡献,我觉得这点更加可贵。因为前者,乾嘉学者、清末民初大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范例。而后者则是先生独特的学术个性、学术眼光和学术贡献,也是我们今日更为缺乏、更加需要的。先生在《李德裕年谱》的“自序”中,引用了法国作家雨果的一句名言:“艺术就是一种勇气”。在后来出版的《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自序”中,又再次引用了这句名言,并加上自己的体会:“真正的学术研究,同艺术创作一样,是需要探索和创新勇气的”。我们在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一系列享誉海内外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学术勇气和创新精神的张扬。如前所述,《唐代文学论著集成》是迄今为止两岸三地合作进行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中,参加学者人数最多、成果卷数最多、字数最多的一种。《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亦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和实践。傅先生早在1980年出版的《唐代文学丛考》中,就有对当前文学史编写现状的不满:“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的体例,对于叙述复杂情况的文学发展,似乎也有很大的局限。我们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包括某些断代文学史,史的叙述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个作家评传,作品介绍的汇编”。接着先生提出自己的理论设想:“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来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那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以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都是因为什么?”先生说:“我想,如果我们能这样研究和叙述文学史,可能会使研究更深入一步”。二十年后,先生终于将自己的理论设想付诸实践:主编了一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这套“编年史”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同于通常那种以铺叙生平著述和议论评析成就为主的写作模式,而是突出资料性和实证性,简洁而实用。更为重要的是:它把唐代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的重要论争,以及相邻的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样式,乃至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择取有代表性者,逐年加以编排,以求“立体交叉”(《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自序”)地体现当时的文学全貌,并用文学发展和变化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从而为文学史的编写提供新的思路和范式。其中显露的亦是先生“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创新勇气。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唐翰林学士传论》也皆可作如是观:《唐代科举与文学》为我们提供许多唐代进士试的具体细节,似乎是细碎的考据。但正是这些细碎的资料如一个个环扣将唐代的进士与文学紧紧扣到一起,进而拓展到科举与文人的生存状态、精神面貌,再进而扩展到唐代文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时代气氛,从而让读者感受到在科举制度产生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里,没有那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唐代科举与文学》自序),从而在一个时代风貌的勾勒中完成从文学到社会,从文学文化批判到社会政治批判的飞跃。《唐翰林学士传论》也同样没有停留在翰林学士一职的职责范围、建制沿革,翰林学士们的任职经历考辨等文献学层面上,而更多地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思想变化和文学交往等进行动态式研究,更多地体现人文思考,更多地展示宏阔的文化视野。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一些学者视为能展示自己钩沉考辨小学功力的考据类著作中,先生也能着重于创新精神和历史的整体审视,如前面曾谈到的《唐代诗人丛考》,先生在“前言”中作出了一种新研究体式的设想:要着重叙述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并将作家的交游、行迹、创作逐年编排于其中,以此来探讨文学兴衰的规律,从最阔大的视野来考察时代社会对文学的影响。在论著中,先生有意识地运用丹纳的地域学说和诗人群体理论,“从文学艺术的整体出发”,通过扎实的考证论证了这批中小作家在唐代时代精神和诗歌风格形成中的作用,揭示了他们与诗人群体及地域之间关系。首开了群体研究之风,示范一种新的研究手段。从此,《关中士族与文学》、《大历诗人研究》以及初唐宫廷诗人群研究、贬谪诗人研究、县尉诗人研究、唐末香艳诗人研究、襄阳诗人群落研究、湖州文人集团研究、大历时期江南地方官诗人群落研究等地域文学与诗人群落研究接踵而起,形成天下云合响应之势。其振臂首倡之功,亦是上述创新思考的实践。至于《李德裕年谱》,正如罗宗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对纷繁复杂的史料深见功力的清理中,始终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而且是一种论辩是非充满感情的审视。这其实已超出一般谱录的编写范围,而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审视了”(《唐诗论学丛稿·序》)。

  第三,是在唐代文学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组织建设的杰特贡献。

  先生是唐代文学年会的第一届常务理事,1984年第二届年会上推选为副会长,1992年第五届年会上担任会长,直至2008年第十四届年会上改任名誉会长。先生任职的这二十年间,是唐代文学学会成长最快、成果最丰、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段,学会也是国内所有的民间学术组织中队伍最为壮大,影响最为巨大的组织之一。作为学会的领军人物,先生的贡献首先是对唐代文学学科建设既有前瞻性又有当前问题的针对性的规划和建议上。1984年在西安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刚推选为副会长的先生就对学会会刊《唐代文学年鉴》的总体规划提出四点设想:针对当时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应当抓住研究的新的趋向,如实地及时地把他们反映出来”;建立资料馆,搜集国内外唐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资料;创立唐代文学研究史;“充分注意、重视中青年研究者所作的努力,对他们近些年来的贡献和成就要有充分的估计”(《年鉴工作要有一个总体规划》《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4》),这实际上也成为学会工作的主导方针和发展方向。在先生担任会长的第五届年会首次向海外开放,参加会议的港台和国外学者达到三分之一,使唐代文学学会年会变为国际性唐代文学学术会议,从此,这种会议性质和参加成员比例成为唐代文学学会的一个定例。据我所知,每届学会除总结检阅两年来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规划外,还集中讨论当时的一些研究热点或重大议题,如在兰州召开的第二届年会即以边塞诗讨论为重点;在洛阳召开的第三届年会着重讨论了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唐代文学与洛阳的关系;在太原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会则重点讨论了唐代的山西作家,以及学会如何组织人力完成一些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在南京召开的第五届年会是首届唐代文学国际学会讨论会,因此着重安排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学者介绍本国、本地区的唐代文学研究情况,进行国际间学术交流;在厦门召开的第六届年会则关注《全唐五代诗》和《全唐五代文》等唐代文学重大课题的编篡情况;在浙江新昌召开的第七届年会则实际考察了“唐诗之路”;在西安召开的第八届年会主要研讨唐代文学学会的各分会和两个会刊的活动及编辑出版情况,进行组织整合;1998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九届年会是二十世纪唐代文学学会最后一次年会,年会集中就二十世纪的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总结和评价,并对唐代文学研究发展方向和研究方法的改进进行了探讨和展望;2000年在武汉召开的第十届年会,着重讨论在新世纪如何加强唐代文学研究的海外流播研究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古典文学在跨入新世纪之际如何适应信息时代的新变化和新要求。

  学会让学人瞩目的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先生倡议发起并组织海内外唐代文学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研究者完成的一些“大型工程”,如1987年启动,2005年完成的五册《唐才子传校笺》,由25位唐代学者参加;1999年发起,2004年完成的八卷十册《唐代文学论著集成》,有大陆、台、澳十五位学者参加;1988年发起,1998年完成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由五位学者历时十年而成。这还不包括先生完成的《黄庭坚和江西派资料汇编》(1978),《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合著,1982),《唐人选唐诗新编》十三种(1996);作为主编之一的历时十年的七十二册《全宋诗》(1998),《中国古典小说珍秘本文库》(1998),《续修四库全书》(2002),七卷本《中国古典文学通论》(2005);十二册的《书林清话》文库(2005);四编、四十册的《全宋笔记》(2008),以及《唐诗研究集成丛书》(1996)、《中国古典文学史科研究丛书》(1996),《宋登科记考》(2009),《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丛书部”(2009)等。

  时下,在民间组织过多,学术会议过滥,甚至变成拉关系、推销自己或单位的平台,许多务实的学者已不胜其烦、左右支绌之际,唐代文学的年会的通知仍要因接待条件有限,限制与会人数,年轻才俊也仍以能成为唐代学会会员而感到荣幸,这与学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密切相关,而这种影响力和凝聚力的产生,又与先生对学会工作的殚精竭虑、倾心尽力,与先生对学科建设的前瞻性与针对性,与先生作为领军人物的气魄和才具,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关系极大。这种人格魅力,不仅表现在对整个唐代文学研究队伍的集结、整合、提高,以及学科建设的组织、规划、实践上,更表现在关怀扶植后进、乐于扬人之美的愷悌君子之风,因而形成如水之归趋、“天下人争识其面”的凝聚力。这在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回忆文章,如龚延明的《学界的风范:记傅璇琮先生二三事》、查屏球《锲而不舍,予人以善》,戴伟华《兴逐天梯上九重》、卢盛江《大气弥海内,润物细无声》,吴在庆《我与傅璇琮先生的交往与学术合作》、伊永文《唯有德者能之》等心仪感激的述论,证明这已是天下共识。至于乐于扬人之美,我还想再举两个小例:一是《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卷的出版。先生主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本专著原只有四卷,第一卷出版于1987年,到1990年9月,原定的四卷本已出齐。但在这前后三年中,陶敏、陈尚君等学者陆续著文,对校笺中一些疏误进行订正。先生对此不但不忌讳回避,反而邀请这两位学者专门为此著 “补正”,作为第五卷于1995年出版。此举尽显了先生只求有益于读者、有益于后人的坦荡的襟怀和乐于扬人之美的君子之风。另一件事是先生在《李德裕年谱》新版题记中,有段话涉及与他合著《李德裕文集笺校》的周建国先生:“这里我要特别提出的是,这次修订,得力于周建国先生之助不少。他帮我通览了全书,有不少问题是他发现的。周建国先生于八十年代在复旦大学做研究生时,就发表过关于牛李党争的学术论文,很有见地。近十年来,我们在李德裕研究上合作很有成效。他比我年轻,但治学上多有胜我之处”。有次,我与建国兄在安庆师院讲学时相遇,晚上散步时我提到先生上面这段话。建国显得很激动,对我说:“先生完全说反了,那段时间是先生带领我做学问,也是我长进最快的时期。我还没有来得及说感激,先生倒说起来了。难怪司马迁会感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先生上述种种嘉言懿行,使我想得很多很多。他使我想到:一个学者,首先要有使命感,要有为学术、为理想、为苍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无尤无悔的悲悯情怀;他也使我想到:一个有作为的学者,还要有“敢为天下先”的学术勇气和创新精神,要有探龙穴、采骊珠的斗胆,要有“发千古之覆”的志气,更要有要高瞻远瞩的目光和“历史的整体审视和把握”襟怀。傅氏学术之所以让人仰慕、给人震撼,并不在于《唐代诗人丛考》考出了戎昱或李华的生卒年,也不在于《李德裕年谱》梳理清楚了李德裕一生的行止,甚至不在于通过《唐代科举与文学》,让人们更清楚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与这些学术上的具体成果相较,更在于那种敢于涉足前人尚未涉足的学术领域,善于发现前人未曾觉察或理解的某种关联,从而给我们研究方向上的启迪,方法论上的示导;他更使我想到:一位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应该如何为人、为学,如何对待荣誉,如何对待异见,如何对待后进和后生。因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它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物树立一个正人、正己、正天下的标准和尺度。作为执此公器的领军人物,首先就必须作上述思考并以自己的言行作出答案。这在时下更显得必要:因为在社会的急剧变型转换和商业大潮的冲刷下,这个为学者们千百年所尊奉并形成学术传统的信条正在不断被撕裂和毁坏。我们生存的环境,总是在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迫使或诱使学者偏离这个轨道,将名山事业的把握和操守上的自持让位于浮躁浅进和急功近利:或是用商业炒作的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或是用唯我独尊和以圈子划线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或是以学术外的攻讦和手段置换正常的学术争论,或是以庸俗的互相捧场取代严肃的文艺批评。面对新世纪的波诡云谲、物欲横流,向先生那样,不改学术人格、坚持学术操守来重铸学术品格,以此获得永恒的学术生命就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潮起潮落,绝不像被网民们卑之为“砖家”、“叫兽”那样去“曲学阿世”;去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时在媒体来个“访谈”、“博客”,图个“脸儿熟”,混个人气;既不迎合世俗以求“名”,也不操弄商机以求利;既不自吹自擂或互吹互擂“填补空白”、“重大突破”;也不浮躁浅薄处心积虑去制造“轰动效应”;既无门户之见,又无辈份之分。这种学术人格的重铸乃是学者的学术追求所必需,因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使人类愈臻善境,去预示和追求一个远比现实更为美好的未来,所以学者首先就必须是个“善”者。这种学术人格也是我们深入了解研究对象所必需,因为作品与人品是密切关联的。

  这就是我由先生的学术人品所引发的思考!

  今日,学养涵厚、襟怀远大的一代学术大家离我们而去了,但这块当代学术史上的丰碑会永远矗立在中国学术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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