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著名家教选介(十五):嵇康、包拯、司马光《诫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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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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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7408字阅读58分1秒

诫子书 嵇康

  【原文】

  人无志,非人也(1)。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2),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3)。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4)。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5)。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6)!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7)。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8)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9)。故虽繁华熠耀,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10)。斯君子所以叹息也。若夫申胥之长吟,夷齐之全洁,展季之执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11)!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12)

  所居长吏,但宜敬之而已矣(12)。不当极亲密,不宜数往,往当有时(13)。其有众人,又不当宿留(14)。所以然者,长吏喜问外事,或时发举,则怨或者谓人所说,无以自免也(15);若行寡言,慎备自守,则怨责之路解矣(16)。

  其立身当清远,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人之请求,当谦辞□谢(17):其素不豫此辈事,当相亮耳(18)。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19)。所以然者,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修无玷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20)。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不,差于宜(21)。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当说宜易之理。(22)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23)。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24)。

  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25)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26)若人从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27)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28)。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29)。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30)。自不如此而为轻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31)。

  夫言语,君子之机,(32)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33)。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34)。後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全得其可矣。(35)且俗人传吉迟传凶疾,又好议人之过阙,此常人之议也。(36)坐言所言,自非高议。(37)但是动静消息,小小异同,但当高视,不足和答也。(38)非义不言,详静敬道,岂非寡悔之谓?(39)

  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预也(40)。且默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41)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是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42)就有人问者,犹当辞以不解。近论议亦然。(43)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无何舍去之。此将斗之兆也(44)。坐视必见曲直,党不能不有言,(45)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谓为直,则谓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恶之情生矣(46);或便获悖辱之言,正坐视之,(47)大见是非,而争不了,则仁而无武,於义无可,故当远之也。(48)然大都争讼者,小人耳。(49)正复有是非,共济汗漫,虽胜可足称哉?就不得远取醉为佳。(50)若意中偶有所讳,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惮此小辈,而为所挽。引以尽其言。(51)今正坚语,不知不识,方为有志耳(52)。

  自非知旧、邻比,庶几已下,欲请呼者,当辞以他故,勿往也。(53)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54)。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55)。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56)。

  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57)。彼知我知之,则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58)。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59)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60)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61)一旦事败,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以宜备之深也。(62)凡人私语,无所不有,宜预以为意(63)见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与同则可,不同则彼恐事泄,思害人以灭也(64)。非意所钦者,而来戏调,蚩笑人之阙者,但莫应从小共,转至於不共(65);而勿大冰矜,趋以不言答之。势不得久,行自止也。(66)自非所监临,相与无他宜适,有壶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须逆也(67)。过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68)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79)其俗人之所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70)

  又愦不须离搂,强劝人酒。(71)不饮自已,若人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诮勿逆也(72)。见醉薰薰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73)

  【作者介绍】

  嵇康(223-263),字叔夜,祖先会稽人,本姓奚,后举家迁至谯国铚(今安徽宿州市西),此处有嵇山,因而改姓嵇。父为治书侍御史,早逝,嵇康在母、兄的宠爱之下颇受娇纵,养成任性不羁的性格和疏懒散漫的习气。出仕后任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因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被视为魏宗室,与司马氏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好友山涛离职时推举嵇康代己,嵇康为此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又冷遇司马昭心腹钟会,因此埋下杀机。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为不孝,嵇康挺身而出为其辩护,钟会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嵇康。嵇康遂被以“不孝”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罪名被逮捕并处以死刑。据《嵇康传》记载:临刑时,嵇康神色自若,“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于是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面对死亡阴影显得如此从容:不惧己死,而忧美妙音乐的失传,何等旷达的人生和完美的生命乐章的终结!自然会获得时人和后人的爱重。

  嵇康是正始年间最具魅力的人物,它是当时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在“竹林七贤”中,论年长,他不如山涛、阮籍;论文学,钟嵘的《诗品》将阮籍列为上品,嵇康却列在中品;论玄学修养,向秀似乎更优;论任诞作风,不及刘伶和阮咸;论官阶,山涛最高;论财富,王戎为最,但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却是嵇康,“竹林之游”即在嵇康的山阳寓所。嵇康要与山涛绝交,山涛却为此到处赞誉嵇康;嵇康下狱,“豪杰皆随康入狱”;嵇康临刑,三千太学生上书司马昭,愿以康为师。其风采魅力,成为当时士子偶像式人物。嵇康去世以后,他的好友向秀撰著名的《思旧赋》,东晋的李充、袁宏、谢万,南朝的颜延年、沈约、江淹、庾肩吾,唐代的王绩,宋代的李清照都曾用各种文字,赞誉过嵇康。其中袁宏夫妇皆有赞词,袁宏作《七贤颂》,其妻有《吊嵇中散文》,在文学史上难得一见。鲁迅也深受嵇康的影响,魏晋作家中,“最使他喜欢的作家是孔融和嵇康”(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鲁迅编校有《嵇康集》,在《纪念刘和珍君》中他又提到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清乾隆31年,蒙城知县淡如水在安徽蒙城县城东北隅嵇山上建嵇康亭。“嵇山夜月”为蒙城八景之一,亭内名人题咏颇多。

  有《嵇康集》,五代梁时有十五卷,隋代存十三卷,另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鲁迅编有《嵇康集》十卷。

嵇康临刑奏《广陵散》

  【译文】

  人如果没有志向,就不能被称为人。但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君子,应该有其行为准则。应当择善而行,先确定目标,然后再行动。一旦志向确定下来,就要心口如一,至死不悔,说到做到,必定达到目标。如果身心疲惫懈怠,或者被外部事物所牵累,或者被心中欲望所左右、不能忍受暂时的疾患,不能克制细小的欲望,就会犹豫不定;一旦犹豫不定,便会做与不做二心;二心交争不定就会导致立志之前的欲念取胜。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功亏一篑,最终都导致失败。用这种做事半途而废的人去守城,就守卫不住;用这样的人去进攻,就会胆怯;与这样的人盟誓,他就会违背誓言;与这样的人密谋,他就会经常泄密;这样的人遇到享乐的时候,就会放纵感情;居于安逸之地就会随心所欲。因此,这样的人表面看来繁花耀目,但却不可能结果;虽终年勤苦,却一点收获也没有。这就是君子为什么要为之叹息的缘故。伍子胥作长叹时的心志,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不食周粟的高尚操守,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执著坚贞,苏武坚守民族节操的志向,可以说都很坚定。所以说,内心里没有贪欲而平静,外表没有藻饰而接近自然之道的人,才是最能坚守理想的人!

  对居住之地的长官,只要尊敬他就可以了。不要和他过分亲密,和他的往来也不宜太频繁,一定要去拜访的话,也应当注意控制时间,不宜坐的太久。若是和其他人一起去拜访,那就不要单独和他一起走在最后,也不要在他家里过夜。之所以要你这么做,是因为这些官员喜欢向人打听一些隐私,一些坏人坏事被举报揭发了,你就会被误认为是告密者遭人怨恨,你又无法辩白洗清自己。有时会讲到别人提到的一些事,你在和官员谈话时总是免不了要有所答复,陷入两难境地,实在难办。假如你少说话,谨慎守备管住自己的嘴,那就不会被人埋怨误解了。

  平时做人应当处清净高远。如果有人来麻烦、叨扰,想要你为他去拼命找人办事,你应当婉拒。要让对方明白,自己从不插手这类事。如果那人的事情有冤屈或者真的很急,心里有些不忍,那就表面上拒绝他,私下偷偷给他帮忙。之所以要你这样做,是因为这样上可以预防、远离一些想要以此为借口拉拢、束缚你的人,中可以杜绝一些麻烦人士的请求,下可以保全自己一向的名声,这也是坚守志向的一个办法。

  在想去做一件事之前,一定要先自己审度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去做,考虑差不多了再去办。如果一件事你考虑必须这样办才合适,别人想让你改变,你应当向对方讲清为何要这样办的道理。如果他讲的有道理,你也不要因此感到羞耻,有挫折感,立即听从对方意见,改正自己不正确的想法。如果对方的理由不充分,仅仅想靠情感要求你这样办,即是他说破嘴,你也应当坚持原来的做法,这也是坚守志向的一个办法。

  在钱财上不要太计较、太小气。若遇见贫穷困苦的人,你又有可能去接济他,那就应该见义勇为。假如有人跟在你身边而有所求,那你就应该反省考虑一下。假如对方花销无止境,一天比一天多,已超出“救急就贫”本身的意义,你就应当权衡轻重拒绝他。就算他纠缠不休,也应当拒绝。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如果人家来求你帮忙,一般都是因为他没有而你有,才会来求你,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去做,轻易就为别人竭尽所有,不忍心当面拒绝别人的请求,为对方的人情而答应他,抹不开面子,那就不是真正有远大志向的人。

  语言,是君子表达自己观点的工具。当你说出对事物看法时,你对此的是非态度等都会轻易显示出来。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假如你说这话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即是你想说,也应当考虑说出来恐怕有不好结果,也应当隐忍不说。事后再回过头看看,当时隐忍不说,没有产生不好后果,就知道当时不说是对的。所以能不说就不说,这样做可以保全自己。而且世俗之人传好消息很慢,坏消息倒是传得很快,又喜欢议论别人的过失短缺,平常人们都喜欢这么做。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议论是非,自然不是什么高尚的话题。(在这些嘴中),一点点小动静,一点点差异变化,都会当作大事来高谈阔论,这值得去附和吗?

  人与人之间会发生一些争论,在你还未权衡好得失的情况下,应持谨慎态度,不要去参与。可以默默地在一旁观察,其是非自然会显现出来。有时小小的“是”其实算不得“是”,小小的“非”也不算得“非”,这种情况下不必介入干预。就算是有人来问自己,也可以推托说不知道。在遇到别人争论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遇到酒会,别人开始争论而且有越吵越厉害的趋势,就应当找个机会离开而不要有任何留恋。因为这是他们将要开始争斗的前兆。如果你坐着不离开,就肯定会看出其中的是非曲直,届时就会忍不住不说话。一说话肯定会赞成一方,批评另一方。争斗的双方都会以为自己是对的,你现在说我不对这是在袒护偏私对方,这样就会对你埋怨,产生恶感。如果由于恶感对你说出狂悖侮辱的话,你即使可以正襟危坐,对此挑衅不理不睬。但受到侮辱而不去抗争,这就是大是大非了,这属于不能用“武”来捍卫“仁”,这不符合舍身取义。所以还是在听到这些人争斗时走得远远的好。何况那些喜欢争辩诉讼的,大都是小人。他们之间的争讼,谈不上什么是非曲直,只不过在一起混日子罢了,你就是同他们争赢了又算什么呢?还不如离他们远远的,自饮自醉的好。假如你有一些不愿让别人知道的私心,而对方又千方百计打探,对你无休无止的骚扰,想用这种你忌讳的私心来要挟你。你也不必害怕这些小人,为他们所要挟,让他们说去就是了。坚守正确的话语,对小人这类作为没有感觉不去理会,才算是真有志向的人。

  如果不是老朋友、邻居,以及这类亲朋好友,请你到他那里去,你要找个理由推辞,不要去。摒弃外表的华美就可以让内心无欲念,自己能认识到急躁是不好的行为,就能达到安详的境界,这是最美的境界。不需要作小小的卑微谦恭,应该在大处宽容谦让;也无须计较小廉小耻,而应当保全大节。比如遇到朝廷招募时让出官位,能舍生取义,像孔融那样请求代兄长去死依约,这是忠臣烈士才有的节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千万不要勉强去知道别人都知道的事情。如果那人知道你知道他的私密,则将对你有所忌讳。假如你知道了不说,那就像不知道一样。如果见到别人在窃窃私语,应该起身离开,不要使人忌讳。如果别人强迫你和他一起议论,其内容都是邪恶艰险的,那就应当义正词严,用道义加以纠正。为什么呢?因为君子不应该容忍那些虚伪浅薄的话。因为事情一旦败露,那些当时在一起议论的人就会说:某某当时也知道我说的这件事(很有可能是他告的密)。所以更应当加以戒备。大凡人聚在一起说悄悄话,会什么内容都有,应当事先就有所戒备。一发现对方有说秘密的端倪就立即离开,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假如你偶然知道了他的私下议论,同意观点倒也罢了,如果不同意他会担心你泄密,就会想办法着将你杀人灭口。如果他居心不良,属于戏弄、耻笑别人的缺点。你也不要因为是小事就附和,因为小事会演变成大的分歧。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要板着个脸,让对方下不了台,只要默不做声、不附和就行了。对方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知趣,不再说下去了。如果不属于自己监察临视责任之外,之间有没有利益交换关系。这类朋友仅仅是请你在一起喝酒交谊,这是人之常情,不需要拒绝他的邀请。你现在和过去所交往之人,如果不是至交好友,对方如赠送马匹布帛、车辆衣服都应当坚定的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普通人都轻看义而重视利,现在他送你这些东西,肯定都是有所企图的,是在做买卖。今日那么大方的送给你,是指望有朝一日得到回报。这种“礼尚往来”是俗人喜欢做的事,却是君子最讨厌的。

  另外,酒喝过量时不要和别人纠缠,去灌别人酒。过量时就不要再喝了。感到醉意的时候就停下来,千万不要喝到大醉,以至于无法自控的地步。

  【简析】

  这是嵇康遭友人吕安事件被逮捕后,在狱中写给儿子嵇绍的信。在这封长达近两千言的信中,嵇康没有提及自己的遭遇和狱中的情形,甚至也没有常见的绝笔书中交代后事。而是交代儿子要立志,并指教其如何才能“秉志”,尤其是生逢乱世如何避祸保身的种种办法方法。尤其是谨言慎行和如何接人待物,详细指点,,并苦口婆心一一说明为何要这样做的原因,而且是巨细无靡,细致周到。例如教育儿子说话谨慎。如果说出来不会有不好结果,就应当隐忍不说。能不说就不说,这样做可以保全自己。而且世俗之人传好消息很慢,坏消息倒是传得很快,又喜欢议论别人的过失短缺。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议论是非,不值得去附和;遇到有人戏弄、耻笑别人的缺点,你也不要因为是小事就附和,因为小事会演变成大的分歧。但也不要板着个脸,让对方下不了台,只要默不做声、不附和就行了。对方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知趣,不再说下去了;与长官不要过分亲密,也不宜往来太频繁。一定要去拜访的话,也应当注意控制时间,不宜坐的太久。若是和其他人一起去拜访,那就不要单独和他一起走在最后,也不要在他家里过夜。因为这些官员喜欢向人打听一些隐私,一些坏人坏事被举报揭发了,你就会被误认为是告密者遭人怨恨,你又无法辩白洗清自己;一发现对方有说秘密的端倪就立即离开,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假如你偶然知道了他的私下议论,同意观点倒也罢了,如果不同意他会担心你泄密,就会想办法着将你杀人灭口;与人喝酒时已过量,别人仍来劝酒,就端起酒杯做一做喝酒的样子,不要去嘲弄别人,不要去违逆别人的意思等等。

  这些处世经验,不仅巨细无靡,而且圆融稳妥甚至老道圆滑,与历史上记载的或是我们印象中的嵇康似乎有点格格不入,史称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友人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赞他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这不仅指其外表,也包括内在的正直、孤傲。他也说自己是“直性狭中”,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平时蔑视权贵、不避祸患、仗义执言。司马昭曾欲征诏他为官,他不应;好友山涛推举他为官,他为此竟然要与山涛绝交,写下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面对死亡,又如此从容潇洒,以面对跪倒在地为此送行的三千太学生,以一曲《广陵散》结束生命。这不像有的论者所断定的那样:“强硬如嵇康,死也不肯屈就,死前才写与己一生完全格格不入的告子书,真是耐人寻味”。其中有原因,也有相通:

  第一,这些巨细无靡、圆融稳妥甚至老道圆滑的处世办法,皆是客观存在的世态人心。嵇康以他的睿智深刻,洞若观火,他曾写过《与山巨源绝交书》,临死前却将其子托付给准备绝交、投靠司马昭的山涛,而不是一直追随他的向秀。后来山涛不付委托,一直照顾嵇绍长大成人更可见其知人知世之深。在这封家信中,作者更是对此加以总结来告诫包括自己年幼孩子的善良人们,如批评那些“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那些干事半途而废之人:“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又如“俗人传吉迟传凶疾,又好议人之过阙”,这不就是谚语所总结的“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吗;又如说送礼行贿:“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当今一些贪官如早一点读读这篇《诫子书》,可能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第二,这些人生经验中也自己一生遭遇和惨痛教训,他是在用自己以热血甚至生命践行的一生,到最后为自己不到十岁的年幼儿子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此路不通”的警告牌。据史载:嵇康一直看不起权贵和虚伪的“礼法之士”,并将“轻肆”和辱慢表现在脸上好行动上。大将军钟会出身名门,是司马昭夺取曹魏政权的心腹,为人乖巧又阴险。《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他想结交嵇康以拉抬自己的声望,但素知嵇康孤傲,怕遭拒绝。有次他揣着自己写的《四本论》去见嵇康,走到门前,还是不敢叩门,便将怀中的《四本论》从院墙扔进去,回头便走。还有一次是硬着头皮去拜访嵇康,“乘肥衣轻,宾从如云”,但嵇康却光着个脊梁在树下打铁“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搞得钟会很狼狈。不仅如此,还拿钟会开涮,问他::“何所为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深衔之”,由此种下杀机。但就在如此险恶环境下,他仍不避厉害,挺身而出为吕安辩诬。吕安的哥哥吕巽为司马昭相国掾,原是嵇康友。吕巽奸淫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又反诬吕安不孝。嵇康闻讯后,立即与吕巽绝交并仗义执言为吕安辩诬,结果被钟会抓住机会,借吕安事件撺掇司马昭杀了嵇康。

  所以嵇康在《诫子书》中告诫儿子一定要“谨言慎行”,以及如何对待长官,是以自己的生命代价换来的经验在保护这个年幼的孩子。

  第三,这封家信中,不仅仅是巨细无靡,指导孩子许多圆融稳妥甚至老道圆滑的处世办法,更有坚守原则、“立身清远”的志向,而且要“口与心誓,守死无二”,坚持到底。这些种教诲,既是嵇康平时为人处事的原则,也是与《诫子书》息息相通、一以贯之之处,如“非义不言,详静敬道”;“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不须行小小束脩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大见是非,而争不了,则仁而无武,於义无可”。并为孩子树立道德典范、学习榜样:伍子胥作长叹时的心志,伯夷、叔齐宁愿饿死不食周粟的高尚操守,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执著坚贞,苏武坚守民族节操的志向。之处,这些内心里没有贪欲而平静,外表没有藻饰而接近自然之道的人,才是最能坚守理想的人!这些皆是在讲究大节,是一种大智慧。嵇康从来都是嵇康。做为一个父亲,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保全性命于乱世然后多作义事;作为一个战士,他要求儿子坚守人之为人最起码的原则和底线。——“见义而作,非义不言。”从《家诫》中对儿子的诸种教诲中,我们不难看出《家诫》的背后,除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殷殷相劝,除了父亲对儿子的深深期许,隐藏的更多的是一个正直且充满义愤的人对这个世道的强烈抗议和更加彻底的不妥协。这就是我们几千年历史里唯一的嵇中散。

  嵇康的儿子嵇绍也没有辜负父亲的谆谆教诲,他和乃父一样,是中国古代史中著名的志士仁人。据《晋书·嵇绍传》,父亲被害后,他“事母孝谨”。晋武帝太康中由山涛推荐,征为秘书丞,历任汝颍太守,徐州刺史。元康初为给事黄门侍郎,封弋阳子,迁散骑常侍,领国子博士。赵王伦篡位,署为侍中。惠帝反正,选为御史中丞,未拜,复为侍中。嵇绍人品俊美,且有才具,嵇绍刚到洛阳时,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昨于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如野鹤之在鸡群。”尚书左仆射裴頠亦深器之,常对人说:“使延祖为吏部尚书,可使天下无复遗才矣。”

  嵇绍谨遵父亲教诲,不妄与人交,且立节堂堂,颇有乃父之风。元康年间,贾谧权倾朝野,潘岳、陆云等文学之士组成二十四友,望风跪拜。贾谧慕嵇绍之名欲与之交,嵇绍竟据而不答。晋惠帝永兴三年(304),东海王司马越持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在荡阴战败,百官及侍从皆溃散,飞箭雨集,时为侍中的嵇绍以身遮蔽惠帝,血溅惠帝衣,死难。事后,惠帝侍从要将衣上血迹洗净,惠帝说:“此嵇中侍血,勿去”。赠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进爵为侯。晋元帝为左丞相时,表赠嵇绍为太尉,即位后追谥曰忠穆。

  宋代文天祥在著名的《正气歌》中,曾把“为嵇中侍血”作为“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代表之一加以讴歌。

                    嵇康           安徽蒙城嵇康亭

敕刘禅遗诏 刘备

  朕初疾但下痢耳(1),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2)。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3)。射君到(4),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5)。审能如此,吾复何忧(6)!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7)。惟贤惟德,能服於人(8)。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9)。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10),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11)。

(《三国志》裴松之注所引《诸葛亮集》)

  【作者介绍】

  刘备(161-223),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保定市涿州市)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后人尊称其先主。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是汉朝的宗室,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为人谦和、礼贤下士,宽以待人,志向远大,知人善用,素以仁德为世人称赞,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三国志》作者陈寿赞为:“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讬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刘备创业之初,势单力薄,颠沛流离。虽然两次占据徐州,但都最终失败,但是他注意收买人心,不论什么情况,他都以民为先。他知人善任,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将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作为自己的立国纲要。他一生敬重诸葛亮,称“如鱼得水”,共谋大业。他在乡党之中得到后来勇冠三军的关羽、张飞,又能重用行伍出身的魏延,成功地镇守了汉中这个战略重地。章武元年(221)3月15日(农历二月初五)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年号章武,史称蜀或蜀汉,占有今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和甘肃白龙江一部分。次年伐东吴在夷陵兵败,损失惨重,退回白帝城。章武三年(223)病逝于白帝城永安宫。终年63岁,谥号昭烈帝,庙号烈祖,葬惠陵。在成都市南郊武侯祠内之正殿西侧。

                  刘备        中国邮政发行的“白帝托孤”邮票

  【注释】

  (1)朕初疾但下痢耳:我最初患的病是痢疾。朕:古代君主自称;下痢:痢疾。一种肠道疾病,多由病菌引起。因主要症状是腹泻,所以称为“下痢”。

  (2)殆不自济:恐怕好不了了。殆:恐怕,大概。

  (3)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我不再为自己伤怀,只是牵挂你们兄弟几个。卿:旧时君对臣、长辈对晚辈的称谓,相当于“你(们)”。按:刘备有四子二女。长子刘禅(shàn),甘夫人所生,后为蜀国后主。蜀亡后,被封为安乐公;次子刘永,先为鲁王,后封为甘陵王。与刘禅宠臣黄皓不和,被刘禅疏远。蜀亡后东迁洛阳,官奉车都尉,封为乡侯;三子刘理,先为梁王,后封为安平王。早卒,谥为悼王;养子刘封,本姓寇。后因荆州之役不援助关羽而令关羽被吕蒙擒杀,刘备将他问罪,赐死。二女则于刘备南逃至长坂时,被曹将曹纯所俘。

  (4)射君到:射君到白帝城来。射君:射援,字文雄,扶风人。其本姓为谢,后改姓射。献帝初依附刘章,刘备立国后以谢援为祭酒,后迁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死于任上。

  (5)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说丞相赞叹你的智慧和肚量都很大,增长的修养超过了我的期望。丞相:即诸葛亮,为蜀汉丞相。

  (6)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如果真如此,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7)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不要因为坏事很小而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而不去做。

  (8)惟贤惟德,能服於人:只有贤明有德行,才能使别人信服。

  (9)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可以读一读《汉书》、《礼记》。时间空闲的时候,也可以将《老子》、《庄子》等诸子的著作以及《六韬》、《商君书》都看一看,可以增长人的修养和智慧。《汉书》:东汉班固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自《汉书》以后,中国历代官修断代史都仿照其体例;《礼记》:又叫《小戴礼记》。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其作者不止一人,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诸子:春秋战国时期一些思想家的著作,包括《老子》、《庄子》、《韩非子》等;《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旧题为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但学者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商君书》:也称《商子》,其内容庞杂,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治等等诸多重大问题,现存24篇。关于《商君书》的作者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第二种意见认为作者是商鞅,第三种意见认为作者并非一人,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着的合编。

  (10)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听说丞相已为你抄写了《申子》、《韩非子》、《管子》以及《六韬》,已经抄好了。申:即《申子》,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著作。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公元前337)。东周郑国京(今中国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韩:即《韩非子》,先秦时期法家代表思想家人物韩非的论著。韩非,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管子:即管仲(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其著作《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

  (11)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但没有送达白帝城,在从成都送来的路上丢失了。你可以另从知识渊博的人那里去找来这些书读一读。

  【译文】

  我最初患的病是痢疾,后来转成疑难杂症,恐怕好不了了。人活到五十岁死去就不能算是短命,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埋怨的?我不再为自己伤怀,只是牵挂你们兄弟几个。射君到白帝城来,说丞相赞叹你的智慧和肚量都很大,增长的修养超过了我的期望。如果真如此,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你努力去做吧,努力去做吧!不要因为坏事很小而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而不去做!只有具备贤明和德行,才能使别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不值得仿效。你可以读一读《汉书》、《礼记》。时间空闲的时候,也可以将《老子》、《庄子》等诸子的著作以及《六韬》、《商君书》都看一看,可以增长人的意志和智慧。听说丞相已为你抄写了《申子》、《韩非子》、《管子》以及《六韬》,已经抄好了,但没有送达白帝城,在从成都送来的路上丢失了。你可以另从知识渊博的人那里去找来这些书读一读。

  【简评】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占领汉中后不久,关羽孤军北伐,虽然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围曹仁于襄阳,达到军事上的最高峰,但是荆州后方空虚,东吴吕蒙以白衣计乘机夺取荆州(主要是江陵和公安),最后关羽被吴军擒获,遭到杀害。关羽被东吴杀害以后,刘备报仇心切,竟不听诸葛亮劝告,亲自率军出征,攻打东吴,但在章二年(222)年夏被吴将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打败,最终撤退到白帝城,接着病倒在白帝城的永安宫。这篇《诫子书》就是章武三年(223)刘备临死前,颁发给他的儿子刘禅的诏书。

  诏书中提到“汝父德薄,勿效之”,实际上是暗自谴责自己不听诸葛亮的劝告,意气用事,倾举国之兵大举东进,结果兵败夷陵(今宜昌市),使刚刚立国的蜀汉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

  这份诏书中提到对子女的教育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切从小处做起,注意细节,因为对小恶来说,是“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对小善来说,是“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二是“惟贤惟德,能服於人”。对君主是如此,对一般领导也是如此;三是多读书,可以“益人意智”。尤其是《汉书》、诸子等历史哲学著作。

  但正如苏轼所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史称刘备知人善用、弘毅宽厚,但对自己的儿子却偏听偏信,盲目短视。听射援跑来一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就立马觉得“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但刘禅实际上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后来的史实也证明。当了皇帝后,“亲小人,远贤臣”,昏聩胡涂,整天饮酒作乐。结果弄得国破家亡,自己被俘当个名副其实的“安乐侯”。据史载,晋武帝司马炎举行宫廷宴会,故意让人奏起蜀乐,在座的蜀国老臣闻乐思念故国,皆泪下沾襟。但刘禅仍然嬉笑自若。司马炎问他,他居然说“此间乐,不思蜀”,以至落下个“乐不思蜀”的成语。今日居然有人说这是“大智慧”。如果这是大智慧,张邦昌、汪精卫也可算具有大智慧了。我倒是以为,刘备出于溺爱或望子成龙心切,偏听偏信,没有真正了解和认清自己的孩子,这倒可以为今日官二代、富二代的一个很好的借鉴和教训!

家训 包拯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1);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2)。不从吾志,非吾子孙(3)。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4)。

(《包孝肃公集》)

  附:

明志 包拯

  清心为治本(5),直道是身谋(6)。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为钩(7)。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8)。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9)

(《包孝肃公集》)

  【作者介绍】

  包拯(999年5月28日-1062年7月3日),或称包文正,字希仁,庐州人(今安徽合肥肥东县人)。因朝廷曾授予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待制等衔,故人称“包待制”、“包龙图”。又因其其廉洁公正、不攀附权贵,又有“包青天”、“包黑头”等称号。

  据《宋史·包拯传》和郑樵《通志》介绍:包拯是楚国忠臣申包胥第三十五代孙()。祖父包士通是平民百姓,读书耕田。父包令仪,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官至刑部侍郎,致仕后返回原籍,赠太保。母宣氏,赠冯翔郡太夫人。由于家境殷实,包拯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二十八岁中进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但包拯兄弟三人,长兄包莹、二兄包颖均早前去世,只存包拯一人所以他信守圣人“父母在,不远游”的教诲,没有就任,在家侍奉父母。后又任命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由于父母年事已高,不愿意随他一起到江西赴任,包拯又一次放弃官职留在家里。改任监和州税,又不赴。直到仁宗天圣五年(1027)父母亡故后才出任天长(今安徽天长县)知县。由于清正廉洁,受到上司重视和世人称赞,康定元年(1040)以殿中丞出知端州。庆历三年(1043)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走,两年后升任监察御史。庆历五年(1045)充任贺契丹正旦使,出使契丹。抗节陈词,有功于国。回国后历任工部员外郎、充河北转运使户部副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河北转运使,然后出知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府。嘉祐元年(1056)回朝以右侍郎中权知开封府。嘉祐三年,迁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嘉祐四年,迁给事中,三司使;嘉祐六年,任枢密副使。七月死于任上。赠礼部尚书,谥“孝肃”。

  包拯为人清正廉明,立朝刚毅有政声。在监察御史任上,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在三司户部副使任上,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在北宋政权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包拯在开封知府的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皇祐二年(1050),包拯升任天章阁待制,担任谏官。一上任,就将魏征给唐太宗的三道奏章写出来,呈给宋仁宗为座右铭,请仁宗虚心纳谏,分辨是非,不要搞“先入为主”,偏听偏信。要爱惜人才,除去苛刻,严正刑禁,禁止妖言邪说。不随意大兴土木此等等,朝廷亦多采纳施行。包拯对于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曾做过十六字的总结:“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

  包拯尤以清廉公正,严惩贪官罪犯闻名于世。史传中传颂的有“三弹张尧佐”、“七斗王魁”、“参倒张方平”、“严惩张可久”、“抗命惩任弁”等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事迹:

  张尧佐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什么才干,却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身为谏官的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仁宗爱屋及乌,不但不理会,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更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三司使张方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假公济私。有一次,东京城一个名叫刘保衡的商人,开了一间酒坊,经营不善,欠下官府的小麦,折合现钱一百多万贯,他一时拿不出,张方平下令刘保衡变卖家产抵偿欠债,同时,又趁人之危,用极低的价格买下了刘保衡的家产。包拯获悉之后,大为震怒,认为张方平作为朝廷命官,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罪不容恕,于是上书皇帝,弹劾张方平,张方平因此被罢官。

  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利用职权,贩卖私盐一万多斤,在宋代是一项很严重的罪行。案情揭发后,张可久被送交大理寺审理。按法例,贩卖私盐的罪行轻重,是依照查获私盐的数量来定刑的。数量越多定罪越重。张可久非常狡猾,每次贩卖私盐,数量虽多,但是转手迅速,从来不留仓储,被查获的数量并不多。大理寺在判刑时,也无计可施。包拯主张不能过分拘泥成法,要严判张可久。他说,张可久身为转运使,竟然目无法纪,公然贩卖私盐,这种罪行不能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必须重判。在他的建议下,张可久受到严厉惩罚,被判流刑。

  任弁在担任汾州知州时,利用职权,公器私用,役使一百多名兵士为他做私家工作。有的,为他织造驼毛缎匹;有的,为他做各种私人杂务。他的罪行被揭发时,占用的工役达二万三千六百多个,折合细绢一千六百余匹。根据宋朝的法律,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罪行,不仅要做出赔偿,罚铜十斤,还要充军到三千里外的边疆去。但宋仁宗体恤任弁对朝廷有功,免去了他发配充军三千里外的刑罚。包拯上书据理力争,他说,作为知州这样的大官,知法犯法,不能随便减轻对他的惩罚,迫使仁宗收回成命。

  淮南转运使王逵出名的贪酷。为人又嫌贫爱富,话本小说和传统戏曲就有“王魁负桂英”。他出任地方官后,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亨通,甚至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

  嘉祐元年(1056)包拯以右侍郎中权知开封府。开封知府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

  以往一般都是由亲王、六部大臣兼任。历来京官难当,一是皇权可以随便干预地方事务,二是皇亲国戚都聚集在这里,仗势欺人,无理可讲。在北宋政权一百多年间,出任开封知府的竟有一百八十多人,平均每个知府的任期只有半年多。但包拯在开封知府两年多任期内,秉公理政,铁面无私,虽然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但是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直,谁也拿他没有办法。以致当时京师流传:“关节不到,阎罗老包”。

  至于民间流传的还有陈州放粮、处死贪污救灾粮款的刘国丈儿子和女婿,连皇上出面说清都不准。又用龙头铡处死铡嫌贫爱富企图杀死前妻秦香莲和两个孩子的当朝驸马陈世美,以及一些明察秋毫的断案故事。

  有《包拯集》。

包公任开封府尹大堂上的三台铜铡(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 合肥包河香花墩包拯读书处的“廉泉”

  【注释】

  (1)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包家后世为官作宦的子孙,如果有贪污和违法乱纪行,家族不准接纳他们。赃滥:脏,贪赃,贪污;滥:泛指违法乱纪行为。

  (2)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他们死后,也不准入葬家族墓群之中。大茔:家族墓群。殁(mò):死去。

  (3)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不追随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

  (4)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珙刻石刊布,竖立于大堂东面墙壁下,以此明白告诉后人。仰:下辈对上辈、卑对尊的敬语。珙:不知姓氏,名珙,有可能是主持刻石的包家子孙,也有可能是刻石工匠的名字。明代吴曾《能改斋漫录》所记“包拯家训”中说:“珙者,孝肃之子也”有误。从此以讹传讹,皆以为“珙”是包拯之子。从今出土的包拯与其妻董氏《墓志铭》可知,包拯只有包繶、包绶(即綖)两个儿子。长子包繶,官太常寺太祝等,二十几岁病死;次子包绶(先名綖),字君航,历官太常寺太祝,四十八岁转官潭州通判,死于赴任途中。并没有叫包珙的。

  (5)清心为治本:内心清澈是治国之本。

  (6)直道是身谋;正直守道才能更好做人。

  (7)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为钩:挺拔的树干会成为栋梁之才,好钢不会用来做成弯钩。

  (8)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府库充盈,偷盗的仓鼠和麻雀就会高兴;将草锄尽,狐兔就会因无草可吃而发愁。指立身正直,坏人就无空子可钻。

  (9)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历史典籍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训诫,不留下任何污点。

  【译文】

家训

  包家后世为官作宦的子孙,如果有贪污和违法乱纪行,家族不准接纳他们。他们死后,也不准入葬家族墓群之中。不追随我的志向,就不是我的子孙。珙刻石刊布,竖立于大堂东面墙壁下,以此明白告诉后人。

明志

  内心清澈是治国之本,正直守道才能更好做人。挺拔的树干会成为栋梁之才,好钢不会用来做成弯钩。府库充盈,偷盗的仓鼠和麻雀就会高兴;将草锄尽,狐兔就会因无草可吃而发愁。历史典籍上留下许多这方面的训诫,不留下任何污点。

  【简评】

  《明志》这首五律是用来表白自己的人生志向和理想追求。作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出任庐州知府之时。庐州府州治在今合肥市。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四十七谈到这首诗的背景时说:“包孝肃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乡曲,故流俗稍稍谤议,公为诗以见意云:‘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真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包拯就是合肥人,他年轻时读书就在今市内环城公园包河上的香花墩。家乡人来做地方官,自然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攀附,求官求财,得不到目的,就开始埋怨诽谤。因此包拯写此诗明志,告诉亲友和世人自己的理想追求和处世原则。全诗开头两句直白明志,最后两句点明要这样做的原因。中间四句皆用比喻来告诫亲友和世人:他要正直为官,不曲不钩,不给鼠雀兔狐任何巴结谋私的空隙和机会。因为他牢记历史教训,不愿留下任何污点。

  包拯对亲朋故旧如此,对家人要求更严,这篇《家诫》就是证明。全文仅三十七字,疾言厉色,巉刻斩绝,决定没有丝毫商量余地,措施没有一点拖泥带水之处。表明包拯要家族世世代代清白做人、不贪不滥的坚定决心。

  其实,包拯不但对亲友严,对家族严,对自己要求更严。据史载:康定元年(1040)包拯以殿中丞出知端州,三年任满后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走。端州出产一种名砚,是朝廷钦定的贡品,和湖笔、徽墨、宣纸一道,并称“文房四宝”中的绝品。以往在端州任职的知州,总要在上贡朝廷的端砚数目之外,再多加几倍,作为贿赂京官的本钱。包拯上任之后,一改陋习,决不多收一块。离任时,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端砚,也造册上交了。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更带有神奇色彩后来,包拯升任,离开端州,他的船在羚羊峡口遇到一阵奇怪的大风雨,他亲自下舱检查,发现船舱里私藏了一块端砚,这是当地百姓悄悄送给他的。包拯一言不发,将那块名贵的端砚丢入江心。民间传说,羚羊峡口有一个名叫“砚洲岛”的岛,就是当年包公掷端砚的遗迹,下游的“黄布沙”就是包住端砚的黄布。

  古人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正因为包拯本人刚正廉洁,才能以右侍郎中则不高的官阶而且是代理的身份(“权知”)“打坐开封府,让奸吏杜绝,贵戚、宦官为之敛手,而且一坐就是两年多。其原因,就如京师民谚所云:“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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