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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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19日16 2402字阅读8分0秒

  辨奸论

  作者: 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注释

  ①忮(zhi):忌恨

  ②慝(te):邪恶

  译文

  事情有它必定要达到的地步,道理有它本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那些心境静穆的人,才能够从微小的迹象中预知日后显著的结果。月亮四周出现光环,预示天要刮风;柱石回潮湿润,表示天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至于世间人事的变化,情理形势的因果关系,它的抽象渺茫而难以理解,千变万化而不可预测,又怎么能与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呢?而即使贤能的人对此也有不知道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爱好和憎恶扰乱了他心中的主见,而利害得失又左右着他的行动啊。

  从前山涛见到王衍,说:“日后给天下百姓带来灾难的,一定是这个人!”汾阳王郭子仪见到卢杞,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要被杀光了!”从今天来说,其中的道理固然可以预见一些。依我看来,王衍的为人,不论是容貌还是谈吐,固然有有利于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妒忌、不贪污,追随大流。假如晋朝不是惠帝当政,只要有一个中等才能的君主,即使有成百上千个王衍,又怎么能扰乱天下呢?象卢杞那样的奸臣,固然足以使国家败亡,然而此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打动别人,言谈不足以影响社会,如果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又怎能受到重用呢?从这一点来说,山涛和郭子仪对王衍和卢杞的预料,也或许有不完全正确的地方。

  现在有人嘴里吟诵着孔子和老子的话,身体力行伯夷、叔齐的清高行为,收罗了一批追求名声的读书人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相互勾结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自以为是颜回、孟子再世,但实际上阴险凶狠,与一般的人志趣不同。这真是把王衍、卢杞集合于一身了,他酿成的灾祸难道能够说得完吗?

  脸上脏了不忘洗脸,衣服脏了不忘洗衣,这是人之常情。现在却不是这样,他穿着罪犯 的衣服,吃猪狗般的食物,头发象囚犯 ,面孔像家里死了人,却大谈《诗》、《书》,这难道合乎情理吗?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很少有不是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种人。这个人借助最崇高的名声,来掩盖还没有暴露的祸患,虽然有愿意治理好国家的皇帝,和敬重贤才的宰相,还是会推举、任用这个人的。这样,他是天下的祸患就必定无疑了,而决非仅仅王衍、卢杞等人可比。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勋。”假如这个人没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话说错了,而这个人就会发出不遇明主的慨叹,谁又能够知道灾祸会达到这种地步呢?不然的话,天下将蒙受他的祸害,而我也将获得有远见的名声,那可就太可悲了!

  
赏析

  把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着”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着,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我们也应该看到,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这就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1069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署名为已死去的苏洵,借以闲适作者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着”,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本文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文章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着”,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然后以山巨源预见王衍、郭子仪预见卢杞为例证,类比王安石“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的行为“不近人情”,进而推导出王安石得志必为奸臣、为害国家的结论。这种以人的生活习惯和个别缺点来判断其政治品质的逻辑,是非常错误的。这种影射咒骂、攻击人身的写作手段也是非常低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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