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文白互译)

  • 作者管仲
  • 年代春秋至秦汉时期
  • 分类诸子部法家
  • 备注简体 | 精校 | 原文+翻译
管子(文白互译)

管子(文白互译)《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3] 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
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
管子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军事家、道法家。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是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如《牧民》《形势》等篇讲霸政法术;《侈靡》《治国》等篇论经济生产,此亦为《管子》精华,可谓齐国称霸的经济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枢言》等篇谈哲学及阴阳五行等;其余如《大匡》《小匡》《戒》《弟子职》《封禅》等为杂说。《管子》是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作品简介

在战国与汉朝初年,人们一般都说“黄老之学”,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直到曹魏以降,上流社会大搞文化沙龙,又随着政治空气的窒息,关注时政的黄老逐渐滑向了谈虚论玄,道家由“外王”转向了“内圣”,这才有了老庄并称,进入了庄子之名最显的魏晋玄学时代。
对于“黄老之学”,有个不太雅致的说法,叫“君人南面之术”,相当有法家的感觉。事实上,《老子》对法家确实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韩非子》中就有《解老》和《喻老》两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讲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术。君人南面之术,顾名思义,就是教人怎么做领导,怎么搞政治的,属于古代的行为组织学。
《管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 ,而《隋书·经籍志》则改列法家类。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觉得在汉初各派之间并非那么壁垒森严,这和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大为不同了。比如,当时的青年俊彦贾谊在谈到儒家“别尊卑”的礼治思想的时候,却离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话,说:“《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句话如果放到《论语》或者《孟子》里边,一点儿也不显得扎眼。
《管子》虽然托名管仲,学者们却几乎没人认为它真是春秋时代的著作,而把成书年限推定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观点即出自《管子》,《管子·权修·第三》载:“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郭沫若在《艺文类聚》里发现了一段话,和《管子》所载几乎是一样的内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见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后炊之,雕卵然后瀹之,所发积藏,散万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测,“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这位周容子夏,写作时间则应该是在汉朝吕后当政的时候。——如果我们相信这个论断的话,再联系起《汉书·艺文志》里边的作品分类,那么,西汉人眼中的道家思想似乎已经隐隐出现了一个轮廓。
《管子》八十六篇,《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 [12] 。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管子》以黄老道家之道为基础,以其开放性在理论上解决了儒、法、名诸家之间的分歧,使得道融汇诸家理论,《管子》黄老道家通过一系列环节论证礼、法出自于道。在道与名的融合中,《管子》黄老道家提出“名生于当”的命题,而“当”也就是道的别称。《管子》从名的根源与制定名的圣人两个方面论证“名”是“道”的显现,从而最终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正是《管子》黄老道家之道的开放性使得《管子》黄老道家在理论上可以融合百家 [13] 。《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黄老学说,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张,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次著录《管子》的《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类,《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而来,故最早将《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刘歆。不仅于此,据说在宋版《道藏》中,《管子》还曾一度被收载,成为道教经典。
《汉书·艺文志》认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非其政治学说的全部,礼学、仁义同样为道家所重视,这可以从《汉书·艺文志》特别提及了道家学说的一极端发展反推而得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对道家的思想特征有比较详尽阐释的,还有稍早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旨》,司马谈将当时“务为治者”分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他对其中的“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赞赏认可态度。他总结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征:
1、融合兼具诸家之长,“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2、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指约而易釆,事少而功多”;
3、善于变易,“无成执,无常形”,与时迁,与物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②如以司马谈和《汉书·艺文志》所论述的道家特征去比对《管子》,确有许多符应之处,比如“无为”政治,重礼、法,因人情等。
另外,从现存《管子》76篇中,论“道”的就达65篇,“道”字共出现了 486次这一现象,也能作一说明。“虚无无形谓之道”(《心术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视也,耳之所不能听也”,“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内业》),这是以虚无为本之道;“人道不顺,则有祸乱”(《五辅》),这是在讲存亡之道;“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乘马》),这是君王南面之道;《内业》《白心》《心术》上下等篇,教人怎样“修道、得道”,马非百认为“内业”就是今天之气功气。
《汉书·艺文志》指出道家源出于史官。史官在记录历史上“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⑤的过程中,逐渐领悟了政治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要正确掌握“南面之术”:秉要执本、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应注意的是,这只是道家对于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认识,而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将《管子》列入法家,以后的历代官志著作都承袭其划法。出现这样变化的原因跟道家学说自身的兴衰变化有关。《管子》中论“法”的篇幅仅次于论“道”,至魏晋南北时,老庄之道又逐渐成为道家正统,那么含杂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划出道家,划入法家。

书籍概括

《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 [14] 。《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研究,该书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
《管子》一书以黄老道家为主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法家忽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书原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托名春秋管仲著。其实《管子》同先秦许多典籍一样,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时之书。是一部稷下黄老道家学派的文集汇编。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这种观点。
总览《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 [5] ,其思想特点是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为法治找到了哲学基础,又将道家思想切实地落实到了社会人事当中,这同三晋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区别的。《汉书》把《管子》分在道家类,《隋志》以后的类书却把它分在法家类。不同的归属恰好说明《管子》的思想特点。同时,黄老道家兼容并包,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和等级名分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战国中期的时代需要,反映了齐国变法时期的政治实践。
《管子》一书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水地》《形势》《宙合》《枢言》《九守》《正》《形势解》《版法解》《势》等侧重于用道家学说来阐释法家政治,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黄老道家道法结合、兼容并包的学术特点,是继《黄帝四经》之后黄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发展,它促使黄老学派的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
《水地》提出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学术界有人认为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中提出了精气为万物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精气说,认为万物、人都产生于精气,精气是一种精细的气。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文中也讲“道”,认为道是“虚而无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见,耳不能听。道与精气的关系,讲得不明确 [17] 。
“黄老之学”顾名思义就是黄帝、老子之学,“黄老”之称,始见于《史记》②。现存文献有保存在《管子》中的各篇,此外还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本《黄帝四经》。帛书中《十六经》的内容托言黄帝,只能证明它是齐国背景下的产物,另外也是更关键的是《黄帝四经》的内容与《管子》一书中相关内容相比,十分相似。这其中“节用民力,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能够发家致富,这些都是老学思想所没有的” [18] ③。拿这些“老学思想所没有”的东西,与《管子·经言》中的《牧民》《形势》《权修》等诸篇对照一下,帛书思想的地域背景在齐这一点,便可一目了然。《管子》黄老各篇与帛书《黄帝四经》是一个学派的文献 。

书籍内容

《管子书》相传为管仲所作。刘向序说:“所校徽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汉内府所藏篇教最多,依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复篇数,总在四倍左右。现存《管子》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八部,《内言》亡《王言》《谋失》两篇,《短语》亡《正言卜篇》,《杂篇》亡《言昭》《修身》《问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轻重》亡《三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三篇,计亡失十篇。
书中最古部分为《轻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属于很晚的时代,从思想内容看来,不能看出是齐宣王以前底作品。并且书中思想很复杂,新旧材料互混,看来不是出于一人底手笔。大概是稷下先生假托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别属于道家与法家。故《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诸篇中最显出道家思想的是《心术》上下篇及《白心》与《内业》二篇。《内业》解道的意义,《心术》《白心》说依道以正名备法。这几篇恐怕是稷下的道家所传诵的道经。
在《心术》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家转移为法家的倾向。如说:“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流之体,谓之礼。简物小米一道,杀惨禁诛,谓之法。”在另一段又说:“天之道虚其无形。虚则不屈,无形则无所位越。无所位超,故遍流万物而不变。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职道之精。故隐者得也。得也者,其谓所得以然也。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调各处其宜也。礼以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惨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这是明礼义理法皆出于道德,而此道德同体无间,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为“失道而后德”,这里说道德无间,文辞上虽然有点不同,但终极的原则仍是道。“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道是天地之道,不会有过失底,所以底下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不变则无过”。
法本从道出,所以至公无私。君子能抱持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于丧失天下。《心术》说:“是故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私者,乱天下者也。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专于意,一于心,耳目端,知远之证。能专乎?能一乎?能毋卜蓝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问于人而自得之于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气之极也。”这一段与《胜于·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当时流传的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舍弃。《白心篇》说:“孰能弃名与功而还与众人同?孰能弃功与名而还反无成?”又说:“孰能去辨与巧而还与众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狭;卧名利者写生危;知周于六合之内者,吾知生之有为阻也。”因为“道之大如大,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说:“道者,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此谓道矣。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尽行之而天下服;殊无取焉,则民反其身不免于赋。”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于满,不致于灭亡,而达到虚静的地位。虽然,道是不可摸捉的,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备法。所以说,“建当立有,以靖为宗,以时为宝,以政为仪,和则能久。”建设当立在适当与有上头,虽仍以靖为宗,而时与政却是实在的施设。注说:“建事非时,虽尽善不成。时为事宝也。政者,所以节制其事,故为仪。”实际的政事是时间与手段的运用。运用得当,天下便治了。
所以说,“非吾仪,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上之随天,其次随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随,故其言也不废,其事也不随。原始计实,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缘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众者,莫大于天地;化物多者,莫多于日月;民之所急,莫急于水火。然而天不为一物枉其时;明君圣人亦不为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万物被其利;圣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万物均,既夸众矣。是以圣人之治也,静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废。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这尚法正名的思想与慎到的主张相同。总之,弃嗜欲知巧、恬淡无为,正名备法,是稷下道家因倡齐物的论调,进而主张绝圣弃知,专任名法的结果。

书籍影响

管仲学派认为,精气是构成万物的最小颗粒,又是构成无限宇宙的实体,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
《管子》在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朴素地解决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有意识的人是由精气生成的。他说“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这是把物质放在第一位的。
《管子》没有否定鬼神,但它认为鬼神也是由精气生成的。说精气“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把鬼神视为普通一物,否认它是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管子》认为认识的对象存在于认识的主体之外。它说:“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主体要舍弃主观臆断,以外物为认识根据,要反映外物的真实情况。它称这种认识方法为“静因之道”,说:“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这在认识论上属于唯物主义。
《管子》的精气论在中国唯物主义宇宙观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对中国唯物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王充、柳宗元等,都受过它的影响。[dwqa-list-questions]